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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4-20 来源：无忌原创 作者：满异&小九儿 责任编辑：小九儿
《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延续了张元在1992年拍摄的中国首部独立影片《北京杂种》中的视野，即将镜头对准当下年轻一代的情感，以及生存状态。
在找寻“有一颗躁动的心，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的过程中，张元甚至“把自己推到比较极端的角度上”，在网络征集被拍摄者时，张元开出的条件是“不在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工作，即使是在小餐馆里稳定地打工也不行”。
最终从300多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的10位被拍摄者，有同性恋、整容者、僧侣、车行伙计等，也包括张元最近的一部电影《达达》中的“80后”女主角、张元女友李昕芸。
访谈过程中我们谈到“边缘”和“禁忌”、“自由”与“束缚”，面对这些沉甸甸的话题，张元保有着“顺其自然”的人生哲学，很口语地时常用到一个词：“无所谓”。
继今年3月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后，影展《有种》4月21日将在2010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上再次展出，《有种》的影片也即将投入拍摄。为此，色影无忌记者来到张元工作室，对张元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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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 满异/摄
张元作品《有种》之李昕芸
拍摄中的每个时刻，都在印证“有种”
色影无忌：“有种”这个名字从何而来？
张元：“有种”还是和“北京杂种”这个名字有所关联的，1992我开始拍摄电影《北京杂种》，记得当时这个电影在拍的时候，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来劲，很牛b。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电影在国内没法上映，但是在国外的很多艺术节、艺术活动都会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也能看到这个名字的力量。
这次的影展最初是UCCA（尤伦斯当地艺术中心）的馆长和策展人约我，要做这个展览。当时我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就是关注今天的年轻人。十几年前的《北京杂种》是当时的年轻人，那么现在新的这批年轻人——80后们，他们是怎么生活的。然后突然“有种”这个名字就浮现出来了，事实也证明，在图片的拍摄过程中、采访的过程中，我也是感觉到，每个时刻都在印证这个主题。
色影无忌：关于“有种”的整个艺术计划是怎样的？
张元：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有种”的摄影展，拍了一大批的摄影作品；第二部分是要出一本书，以图片为主题，以访谈为辅助，以及我们准备电影的一些架构、想法；第三部分就是电影。
色影无忌：电影剧本在创作中？还是围绕摄影展中人物的故事？
张元：剧本在写，但不会再过多地说他们自己，因为有关他们的故事，在书的阶段基本已经完成了。电影中会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有部分故事的元素可能还是会用到，但最终的方向是发现新的结构和故事。
色影无忌：在《达达》之前，您的剧本《无法无天》没有通过审核，这次《有种》的剧本目前是什么情况？
张元：我希望公映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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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现场
供图/张元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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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现场
供图/张元工作室
将自己推至极端的角度
色影无忌：今年1月份在尤伦斯有300人海选这次影展的“模特”，最终如何定下这十个人？
张元：10个这个数量是在挑选的过程中定下的，其间我也想过8个、18个，没有定数，最后根据展览空间、我自己的感觉等等，最终定下十个。
中间也有很多我特别喜欢，但可能不适合展览的例子。因为这不是比赛、选拔，没有谁比谁强，我只是从我的拍摄角度，他/她的形象能不能传达某种精神，眼神、表情、说故事的能力，以及造型能不能直接传达给我一种美感——选择是有很多因素的。
色影无忌：在拍摄的时候，您觉得是同他们一体、还是一个记录者？
张元：按动快门的时候，我有多重身份，一种是我很冷静，另一种是我是他们的朋友，还有一种是我跟他们同一立场。
色影无忌：拍《北京杂种》的时候，你说要拍出胡同的味道、街道的味道、甚至厕所的味道，《有种》要让大家闻到什么味儿？
张元：首先《有种》的电影形态和《北京杂种》截然不同，《北京杂种》还是有非常强的纪录片的味道。这次的“纪录”，实际已经在影展里面用访谈的形式完成了，电影会是一个纯剧情化的影片，完全戏剧。
色影无忌：拍摄一共用了多久？
张元：40天吧，过程非常顺利。当确定了主题之后，每天都有一些事情不断激励着我去做。我的拍摄者们会给我出主意，怎样拍更准确，提供环境、提供故事，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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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现场
供图/张元工作室
边缘是立体化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的东西
色影无忌：当初为什么会定这样一个标准，要求被拍摄者是没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
张元：因为在那样一个状态里生存的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特别。我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希望把自己推到比较极端的角度上，这样便于我选择，否则选择面就更大了，没边儿。
色影无忌：你之前的很多题材都是比较关注边缘人群，这次会不会也是一贯的思路？
张元：大江健三郎说过一句话，当把这些所谓的边缘的人不断地立体化的时候，可能正是这个时代标志。我觉得他说得不错，所谓的边缘，也可以说是帮助我们立体化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的东西。
我拍《东宫西宫》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能摆在桌面上说同性恋，我们也是不知不觉地拍了华语电影的第一部直接面对同性恋的影片，毫无疑问它是某种具有标志性的作品。我喜欢这种表达，因为这种表达是对社会禁忌，甚至是道德禁忌的一种挑战。
色影无忌：您曾经说过，“过去禁忌的话题现在完全可以摆在桌面上讨论了”，不过也有人认为现在的禁忌更多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元：这个社会还是在向宽容的方向走，中国是直接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今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制度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艺术家应该有责任去挑战禁忌，人的不平等、观念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艺术家有责任提醒大家，人类的各种情感、生活方式、每一个人的个体，都是值得尊重的。
色影无忌：这是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80后？
张元：平常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有很多80后，但没有这次广泛，一起工作和专门访谈也肯定不是一个感觉。
海选的当天，我的摄像师牛涵，新西兰过来的小伙子，他也跑到摄影机前头做自己的访谈；帮我们开车的小曾，也是自己跑上台说，他一说我们才知道他有很多故事，平常聊天都聊不到这些；李昕芸也是这样。
实际上我也是设置了一个舞台：把灯光提前布好，构造出一个舞台的格式，坐在前面的人必须要表演。因为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这也不是考试，不是在判定什么东西，不需要考证真实性，只要你讲出来，我觉得不管是真实构建出来的、还是心理独白构建出来的，可能都是80后的世界。
色影无忌：接触了这些被拍摄者后，和你先前对80后的印象有出入吗？
张元：出入实际上很大，我以前认为他们会过得非常好，物质上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但其实非常多的人生活很艰难，有的人可能换过十几种工作，包括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点，都是很复杂的。这次艺术活动，让我看到了一些真实的生活。
色影无忌：会不会一直关注年轻人？以后继续拍90后？
张元：应该还会有兴趣的。
张元作品《有种》之李昕芸
真善美，“真”才是第一条
色影无忌：可能因为我也是80后，所以主观地说一下自己看展时候的感觉。我前后去了三次，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可能是来自于一种不适感，觉得作品里面透出的东西太残忍了。印象最深的是李昕芸的那组，那是一种平常不可能看到的状态，反差特别大，会让人想哭。
张元：哈哈，对，有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看了之后直接跑到外头哭了一场，坐在雪地里大哭起来。也有人在展览现场听采访，当场就哭了。
色影无忌：被拍摄者自己喜欢这组作品吗？有没有第一眼看照片也被吓到的？
张元：当然有！葛荟婕（时尚模特）被拍了那么多照片，她就是模特天天被拍，但是她看到这次的照片特别高兴，因为她感觉看到了自己——真的是她。
如果一个艺术展会给人刺痛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力量。
张元作品《有种》之覃钰柯
我对摄影没有欲望
色影无忌：您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毕业后做了导演，这些年来在摄影上有什么经历？
张元：我给自己的电影《疯狂英语》、《金星小姐》、《广场》做过摄影师，没给其他导演做过。对我自己来说驾轻就熟，平时我也不喜欢拿相机拍东西。如果没有一个题目，不是工作的话，我是不会碰相机的，没有兴趣。
我对设备也没有爱好，再好、再差的电影摄像机我也可以用，只要它转动，通过光圈完成影像，就是一个好的设备——相机也一样。这次拍摄“有种”，我用的120相机，是我很早以前朋友送给我的Mamiya。
色影无忌：为什么你是学电影出身，现在反而对摄影没有兴趣？
张元：我也是学绘画出身，但如果没有设定的工作，我不会动画笔。拍电影也一样，如果没有我感兴趣的题材，我不一定要去拍电影。艺术不是一定要去做，没那么迫切，不做艺术也能活下去。电影也好、摄影也好，艺术只不过是在把我的想法传达出来。
色影无忌：前两年你在上海也办过一次摄影展《影像记录世界》，和这次展览有没有什么联系？
张元：有一些联系，那次的作品包括《广场》、《疯狂英语》、金星、崔健等等，某种程度上记录了1992年到1999年中国的一些变化，有性方面的、摇滚乐方面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大舞台效果。今天的《有种》也是这样，记录了当今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色影无忌：《有种》里的年轻人和《北京杂种》那时期相比，有什么差别？
张元：周边的生活环境肯定有变化，但“年轻”是不变的。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人，有很多困惑，这一点是相似的。
张元作品《有种》之覃钰柯
艺术无论多么躁动，都会有起有落
色影无忌：你要求“有种”里的人都要有一颗“躁动的心”，如果你在创作期天天跟着躁动，会不会累？
张元：为什么会累？任何一个艺术形式，无论多么躁动，都会有起有落。人的心也是这样，不会每天都那么高兴。
没有起伏不是好的艺术作品，最好的作品需要有留白，需要有空间感——就像拍照片一样，你把光圈规定在多大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些地方是虚的，哪些地方是实的。规定光圈的那一瞬间，你就已经知道了你的取舍在什么地方。
拍照片就是调动光景，然后放准焦点，再一个就是注意你的边框——再简单也需要有这些，这个是构成一个好的影像的最基本的做法。
色影无忌：现在拍《有种》和当年拍《北京杂种》时相比，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张元：当时来说是很自由的，自由在于我是得到法国政府、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奖金，香港我一个好朋友资助我，这个电影不求任何回报，也没有剧本，也没有人规定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故事做完，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今天的《有种》可能更加随心所欲，没有规定要我表达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就是我的一个表达，没有限定——我觉得这才是做艺术的最好的心态。
张元作品《有种》之李昕芸
在束缚中寻找自由
色影无忌：拍完电影《有种》之后，有什么别的工作安排？
张元：6月份可能会拍一个舞台剧，还在计划中。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用来表达艺术，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因为有人想追求自由，自由的概念就是不受束缚。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办法不受束缚，生活有很多责任，只有艺术的想象空间可以不受束缚——当然这也是相对的。
色影无忌：也是一种平衡。
张元：也许你一辈子都找不到这种平衡，但必须去适应它。就像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成功的人，也可能是做了艺术这一行，也就没什么“成功”这两个字可言了。因为一个艺术家可能永远会生活在焦虑和不平衡当中，或者是对这个社会的不平有一种担忧、不满，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成功”而言呢？
色影无忌：说到“束缚”，就想到你做导演二十年，前十年都是“地下”导演，之后才走到“地上”。当年拿到《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的文件时，有很激动吗？
张元：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无所谓。我拍电影比较早，从电影学院没毕业就拍第一部，到现在十几部电影，也没有哪个是自己最喜欢的，也没有讨厌自己的工作，一切荣辱都是过眼烟云，顺其自然，无所谓。
我不认为所谓最完美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我自己喜欢看一些年轻艺术家做的电影的，好像不成熟，但就在不成熟中看到他的美。
我也不认为世上有圆满的东西，有时候正是残缺与不圆满，才会造就一种美，才有追求的空间，才有自己去表达欲望的可能性。
采访后记：
聊天的后半段，张元忽然发现面前桌儿上有一个女孩夹头发用的夹子，于是开始拿在手里玩，细细簌簌一点点抠着上面的黑色塑料。塑料看起来很硬，他一边继续和我们有条不紊地聊着，一边不紧不慢地抠着手上的夹子。
也许，张元已经习惯了要对感兴趣的任何东西抽丝剥茧，剖开来看到里头到底是什么。最终他“如愿”将那层塑料撕下，正反看了个遍，然后起身，结束了谈话。
张元作品《有种》之李昕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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