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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8-30 来源：无忌原创 作者：海杰 责任编辑：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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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羊川，是位于甘肃武威的一个偏远村庄，原本贫瘠、落后，因为台商温世仁的“千乡万才”计划，将因特网牵引进了这里的乡镇，变化也因此产生……纪实摄影出身的台湾摄影师周庆辉，前往这位于河西走廊上的穷乡僻壤，展开为期两年的拍摄计划，然而这次他舍弃了纪实摄影，以现代艺术手法呈现出黄羊川孩童们对于计算机与科技的“野想”。
这个计划是他“蜗居”在甘肃武威黄羊川的一个废弃火车站完成的，为这个计划，周庆辉一做就是两年，花去了他70万台币。
周庆辉在后来的展览中，将《黄羊川计划》总题取名为“野想”，这个在中国西北的一群小孩子身上腾起的词语，不可避免地带着天马行空的味道，但也异常的美好和烂漫。
这是很多人的梦，同时也是周庆辉的梦。
它正在被实现。
周庆辉接受无忌专访。拍摄/朱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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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了解孩子们的梦，拍出他们的梦”
色影无忌：《黄羊川计划》我在去年的广州摄影双年展上见过，但好像不全。
周庆辉：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完，全是半身的肖像，还有一个投影。
色影无忌：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周庆辉：拍摄时间大概是2006年到2008年。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色影无忌：怎么会去甘肃武威拍呢？
周庆辉：当时有一位台湾商人叫温世仁，他是个电脑制造商，赚了很多钱，50岁以后许愿不再做与赚钱有关的事，而想做跟文化艺术有关的事。在他看来，应该靠科技致富，因此他想用科技来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而网际网路是帮助贫困地区脱贫的途径之一。
温世仁认为，网际网路跟灯一样，不仅能够指引方向，还能够互动，因此可以解决贫困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当地农民利用网际网路，可以把他们生产的东西卖到美国的超市，网际网路的功能就相当于经销社一样。
温世仁大约花了四五百万在这件事上面，还在那里盖了一个旅馆。在过世之前，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大业了。
色影无忌：这个地方现在利用得怎么样？
周庆辉：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个地方我去过一次，这个疑问就一直伴随着我：我曾经住在那里面，外面停电，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因为它有自己的发电设备。温世仁当时做的是一个整套计划，他要做商城，还要开研讨会，开全世界跟科技有关的研讨会。但他死后，这个计划就慢慢停了。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色影无忌：你拍这个之前做了哪些工作？
周庆辉：我们本来是要拍电影的，温世仁突然去世之后，台湾公共电视台计划拍一个纪录片来介绍他。他在台湾被称为“科技游侠”，因为他长得肥肥胖胖的，又迷恋科技。这部纪录片放映以后备受好评。
2007年到2008年，我在当地找到一个半废弃的火车站住，因为当初温世仁的那个旅馆我住不起，一天要400块人民币。我把整个火车站整个大厅包起来，办公在售票厅，售票厅在当初在盖的时候就可以上网。候车室我搞成了摄影棚。为了拍摄，我在北京收拾了大概一两百公斤的摄影设备运到兰州，开始了我的计划。
我第一个计划就是想拍出梦。我跟老师说，要了解一下孩子们的梦。
“让观者看到孩子们眼睛里的梦”
色影无忌：也就是那些漫画上的东西？
周庆辉：对，我是通过老师来了解他们的。我让他们把梦画出来，但因为这些学生跟外界接触不频繁，想象能力不高，他们一开始画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样，收上来的50张画作都是一样的。于是，我从兰州运了一小货车的纸和笔，从高年级到低年级，让他们画画。我出了一些题目，比如“你想象中电脑能做什么用？”、“电脑会带你去哪里？”、“你觉得电脑除了长这个样子，还能长成什么样子？”于是，他们在这些题目的引导之下开始想象，他们充满了丰富的创造力，有的将电脑画成了牦牛，还有一个小孩画了一只鸡，下了好多鸡蛋，那些鸡蛋就是电脑。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画成这样。我每天将他们的画全部收来，再进行挑选。有孩子画一台电脑，能帮人喝水，而电脑的远处就躺着一个人，我就想，他家里是不是有病人，而他觉得电脑可以帮他照顾病人。
周庆辉作品《野想》
色影无忌：很浪漫的。
周庆辉：非常浪漫。他们还画馍馍电脑，像一个馍馍。
色影无忌：那为什么选择土墙作为背景呢？
周庆辉：那里的土墙很有纹理，很有岁月感。当时拍土墙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是这样拍的：先把画面画上去，拍下来，然后凿个洞，带小孩去拍。但有些小孩一上去拍照，表情就很不自然。
色影无忌：尤其在西北，小孩子表现得都相对木讷，缺乏表现力，因为我也是西北人，我了解这种成长状态，但你将他们的表情调动得很有梦的感觉，很飘。
周庆辉：我在拍照的时候有个习惯，我会提前想好展览应该怎么做，因为展览跟布展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使用摄影棚的时候，我就想着要拍肖像。在展览时，就把这些小孩子的梦放进他们眼睛里，孩子的眼睛里有他们画的画。我为什么把那些照片放那么大，就是因为要让观者看到他们的梦。而梦在哪里？就在他们的眼神里。所以，当你仔细看那些照片时，你会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一幅画。可能观者在看第一组照片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是多看几张以后，他就会发现瞳孔里有东西，于是他会返回去看前面的几张。其实我也一样，在展览的时候，会被小孩子的肌肤所吸引。为了做到巨细无遗，我只能使用大型相机来达到那种效果。
“好的艺术品能让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去解释”
色影无忌：既然你想到要做展览，那么拍这些照片，你在结构上做了哪些分层？
周庆辉：在展览的时候，我会考虑到，人直视的高度就是画面中人眼神的高度。当你看到那么细、那么清晰的肌肤，你会一直往前看，直到被吸进去。当你无限越接近的时候，你会发现暗锁，发现那个印记，发现线索。
周庆辉作品《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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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照片中孩子的动作和道具都是你设计的？
周庆辉：我在拍摄的时候发现，很多农村小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个时期小孩子模仿能力很强，而他们可模仿的对象就只有家里的老人了。于是，他们习惯性地模仿老人家的行为举止，呈现出“小孩子的身体、老人的行为”的有趣情状。其中有一个小孩子，他的行为就非常像老人，蹲在路边嗑瓜子，和他爷爷太像了。按我的计划，我就是要拍出“小孩子的身体、老人的行为”这之间的矛盾。
在当地，我习惯晚上一个人在镇子上散步。镇子很小，他们都认得我，每个人也都对我很好奇。我会常常走到人家家里跟他们聊天，从他们家里找道具，很多道具都是日常生活用具。我将这些日常生活的东西跟孩子们的表情结合起来，拍成了半身肖像。
色影无忌：除了半身肖像，还有其他的拍摄形式？
周庆辉：其实这次还有很多黑白照片没有展。也许人们在看到这些照片时，会好奇这些人在哪里生活、生活环境如何。因此，我也拍了很多空景，那个空间里没有任何人，但有人使用过的痕迹。那其实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
色影无忌：那通过这些展览，你要呈现的具体理念是怎样的呢？
周庆辉：在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我准备了一些话写在旁边的，比如“与小孩相互凝视，会发现新的事物，他的肌肤会告诉你，他来自哪里。”这是第一阶段的理念。“无论在什么地方，每一种文明都有如荒野，然后，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都有纯真的梦想。”这是第二阶段的理念。第三阶段理念是：“每一种似是而非的暧昧，合理的怪诞，都会变成儿童天真而又不安的存在。”就像小孩子的身体附加上老人的行为一样，你会觉得很诡异、很怪诞，他们绝不会拥有在麦当劳里吃快餐的孩子一样的快乐。
“拍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拍出那个人的灵魂”
色影无忌：在拍摄的时候遇到哪些困难？
周庆辉：为什么我的工作从2006年持续到2008年？花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的拍摄没有成功。因此照片拍了以后不是马上能看见，我就在北京租一个工作间，冲洗的时候飞到北京去冲。后来，为了节省成本，我就运了一两百公斤的设备去兰州，租了一个空间下来，每天付费，以保证设备的安全。
我每天出去拍照都会带上三四个小孩子，租一辆车。每次拍照的时间安排都很复杂，中途还要放饭，而我必须在小孩子放学之前把他们交给学校。同时，每一年的工作时间都很短，从四五月份开始，而到九月以后，天气开始变冷，就不能继续拍摄了。
第一年的底片冲出来后，我对照片的效果并不满意，于是第二年又重新开始。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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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这些不满意主要是哪些方面？
周庆辉：比如说，拍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拍出那个人的灵魂。但我却没办法精确地算出每个头颅的大小，譬如有时候他的头会晃动，拍了很多张才能选出有一张不晃动的，很细微的晃动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拍摄土墙方面，我是画完了就拍，拍完就砸洞的。因为我都是拍的正面光，但当再拍的时候，太阳光却又没了。
色影无忌：那可以打闪光灯。
周庆辉：我本来想打闪光灯，然后让闪光灯的光跟自然光融合，可是我的闪光灯力量又不够大，无法压制西北那强烈的阳光。可是，当太阳光正面照射的时候，小孩子的眼睛是睁不开的，没法做到自然。所以我得等太阳稍微过去一点，光柔柔的时候，天要亮，却又不能太亮。所以我一天上午只能拍一张，太阳过去后，就不能再拍了。我在每堵墙上都做了记录，包括每堵墙的太阳方位等等。一个早上，一个墙拍不好，那这天早上的拍摄计划就废掉了，下午得到另一堵墙跟前去。这样下来，一天就能拍两三张。
到2008年，在我拍摄了一整年后，才开始做展览的。
色影无忌：你跟小孩拍的时候，怎么沟通呢？
周庆辉：我会表演，使用肢体语言之类的。当然我也可以跟老师沟通，通过老师慢慢跟他们沟通。他们刚到摄影棚时会很紧张，他们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摄影棚。
色影无忌：但这样子的沟通可能还是会有些困难。
周庆辉：我拍第一个小孩的时候，这个小孩会很紧张，等到拍第二个小孩的时候，第一个孩子会跟第二个沟通交流，他会跟他说：“你上去不要动。”于是，在他们之间，慢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每天，所有的小孩都会很高兴地等着我，因为出去拍照可以吃得很好，有肉夹馍，有饮料，有矿泉水，而且出去拍照还可以不上课，可以出去玩。拍完回来的小孩会跟其他小孩说一些拍摄的细节，他们之间有固定的沟通方式，如此一来，我拍照就顺畅多了，后来的拍摄就越来越顺了。
色影无忌：有一张小孩“倒骑驴”的，我印象很深。
周庆辉：哦，“倒骑驴”是我故意的，我其实也拍过正面骑的。我后来想，为什么不拍倒骑的姿势呢。那堵墙的残缺部分是自己垮掉的，可画在那里的那头驴刚好合适。小孩的脸很黑，而在逆光之下拍出来的效果反而更好。
周庆辉作品《野想》
色影无忌：还有一张是一个小孩，拿着卷纸，里面插着柳枝，这是你提前就想到的点子吗？
周庆辉：对，那个小孩就是我前面说到的用树枝掏耳朵的孩子。他们家摆放的花都是塑料的，那个地方根本没法养真花，因为缺水，连洗脸都要用积攒的雨水。我在他家看到很多塑胶花，插花的花盆都很烂，底是漏的，不敢浇很多水，他们只会往里面滴几滴水，但这也没用的，土还是干干的。那我就说用卷纸吧，卷纸下面也是漏的。这个决定也是我临时做出的，那个卷纸是我上厕所用的。
这小子太痞了。拍的时候，他刚好有一个眼神，我察觉到了，就表演给他看，他就模仿我，做出那样的眼神，我就拍下来了。
我在拍这些孩子之前，要给他们洗脸，最起码也得给他们擦脸，可是有些东西脏到擦不掉，但是我基本上还是用热水把他们的脸尽量擦干净。
周庆辉作品《野想》
色影无忌：基本上每个小孩都有一套表情？
周庆辉：对，这很好玩。他们会自己想象，就像我拍的那个斜躺着的小孩，那是那年的最后一张，我正要拆棚的时候拍的。在拍摄的时候，这些孩子头老动，我就一直在想解决的方法。后来，我想到了犯人拍照时不是头后面都有一根木条吗？我就找了把椅子，找了个木匠，做个架子顶着后脑勺。但即便如此，我一拍，他们脑袋还是晃动，那怎么办？4x5一张下来很贵的，我拍了1400多张呢，除去废掉的不知道多少，“啪”的一枪，一个片夹就没了。这种胶片很费钱，拍摄也非常复杂，需要换片。而在西北，有那种细沙，进入4x5的轮轴里会卡住机子。而且细沙还会刮片，在拍完后我都将片子放到暗袋里。
“《野想》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色影无忌：其实现在想你之所以取名《野想》，就是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
周庆辉：对啊。然后又是在野外，有那种荒野的感觉，所以最后就选择用《野想》作为我的标题。
色影无忌：它也是你的一个梦想吧。
周庆辉：是，是我的一个梦。
色影无忌：做展览的时候片子是怎么挑选的？
周庆辉：我拍每一张片子很紧张。我后期处理的时候，得用高解析度扫描，这很麻烦。片子共1400多张，我就先挑了400多张出来扫描，然后再从这400多张片子里面挑出100多张。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色影无忌：你后来做展览的时候有没有跟小孩子做什么交流？
周庆辉：最早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要把黄羊川的土墙拆一堵放到美术馆的，然后请三个孩子来到美术馆，画出他们对于台北的想象，我连他们过来的机票都找到赞助了。但土墙没法运进来，因为美术馆有个要求，每一平米只能承载400公斤，可是那些土墙接近两吨，没办法做。
色影无忌：可以在一楼做啊。
周庆辉：一楼不行，因为一楼不在我的合约范围内，我的展览是在三楼。后来我还在想，让他们派三个小孩子来，由一个老师带着，来参加开幕。
色影无忌：后来他们来了吗？
周庆辉：没有来啊。没有土墙，他们也就没法来了。我为了土墙，还专门请教了武威博物馆的人要怎么切土墙，怎么才能运走。我担心土墙剥落，就准备灌白浆，用大量的白浆灌进去，在凝固之后用玻璃罩住。西北的土墙很容易剥落，在画画的时候，我画了半天，突然一片墙剥落了，也不能再重涂了，因为土墙的纹路很重要，而那个纹理也正是我要的，那是岁月的纹路。我没法完成这个计划，就很想切几块土墙回来，后来我打电话给黄羊川，发现中央台也在拍那些土墙。
色影无忌：那些你画过的土墙还在吗？
周庆辉：都在。第二年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下雪的时候也不会融掉，因为那些颜料是我自己配的。我告诉你，我在土墙上画画，就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在墙上挖出个大圆，在里面写标语，才受到启发。于是我就想，那些标语都能保存那么长时间，我为什么不能呢。
色影无忌：这个系列还会延续吗？
周庆辉：不会了，基本终结了。我出书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样子，顺便发稿费给他们。今年春节，我就寄了一笔版税过去，我给老师交待，务必在过年前给他们每人100块，当作压岁钱。我平时拍摄时不会给他们钱，只会给他们铅笔和小笔记本，给他们用得到的东西。这个计划到此为止，我还要做下一个计划。
用17年的交通违规罚单做下一个展览
色影无忌：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周庆辉：我的下一个计划有点复杂，暂时还不能说。但我这次回去要做一个展览，这个计划我做了17年，是我最长的计划。而且这次展览的照片都不是我拍的，但都与我有关，是在这17年中交通警察拍我的罚单。
色影无忌：你每次的罚单贵不贵？
周庆辉：贵啊。我这个展览叫《台北浮白》，正准备出版，我回去以后书就印出来了。为什么叫《台北浮白》？古人说：浮白，就是罚一杯酒的意思，浮一大白，就是罚你一大杯酒。当然，这个展览一定是跟台北的生活有关，在台北生活，总会被罚的。
罚单证据
色影无忌：但你也不至于被罚那么多啊。
周庆辉：怎么不多？100多张呢。这本书很有趣，我只准备做30页，只有24张照片，但是做到了160页，每张照片都拉页。
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一根杆，上面有高速摄像头，一个罚单有时候是1600块，有时候是1800块，这根杆子一年的绩效就是3万多张罚单，接近3亿多到4亿台币。这是最好的打工仔。
色影无忌：那它拍你的次数多吗？
周庆辉：当然多，我有一天跟我助手为了补一个展览的单子，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被照了6张。
台北浮白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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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这些被拍的照片哪里来的？
周庆辉：是警察寄给我的。我们超速的时候会被拍照，但是你说我超速，你得给我证据啊。台湾人就这样，没有照片的话，就不交罚金，我就表示我没去。有照片，我才承认啊，所以他们会寄给你。
其中有一张照片我最喜欢，也很有趣，因为我的车在前面走的时候，被拍了，正好有两个骑摩托车的人跟在后面也被拍，他们看上去像两个小偷。于是我写道：“暗夜疾行，景气不好，歹徒的恐吓方式及恐吓的范围越来越大，在路上要是发现可疑的人士跟踪，请利用测速照相斗争。”
这些照片的稿费估计是全世界最贵的稿费了。本来想展览的名字定为《20万》，因为我共被罚了20万，我准备将这组照片卖20万，一次性把钱拿回来，哈哈。
关于周庆辉：
周庆辉，1988年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退伍后即进入媒体工作，曾获台湾新闻年度摄影奖、行政院文建会主办“映像与时代—中华民国国际摄影艺术大展”的报导类银牌奖、台北摄影节报导类特别奖及金鼎奖等奬项。在媒体从事一年的“新闻劳作”后，而开始建构第一个长期摄影计划“停格的岁月—痳疯村纪事”，并于1995年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个展；该展于次年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展出，并收录于《台湾摄影家群像》。2002年，“消失的群像—劳动者纪事”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及平遥国际摄影节个展，2003，“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HUMANISMIN CHINA A CONTEMPORARY RECORD OF PHOTOGRAPHY”联展(广东美术馆Guangdong Museum of Art上海美术馆∙北京中国美术馆)，2006《行过幽谷》个人限版摄影专辑由台北国际书展基金会颁发台湾出版设计大奖--金蝶奖装祯设计首奖，2007年受邀参加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8年受邀参加台湾美术双年展，2009年受邀参加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9年《野想—黄羊川计划》台北市立美术馆个展。
周庆辉(7) 野想(3) 黄羊川计划(4) 无忌访谈(80) 台湾(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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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章【光影】 发表于 2015-6-1 07:11
谢谢分享！学习！
山河阳光 发表于 2015-5-31 10:52
加分欣赏支持精彩佳作！
神州揽胜 发表于 2015-5-31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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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老徐 发表于 2015-5-31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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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老徐 发表于 2015-5-31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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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章【光影】 发表于 2015-6-1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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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章【光影】 发表于 2015-6-30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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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章【光影】 发表于 2015-6-30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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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 发表于 2015-6-29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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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章【光影】 发表于 2015-6-30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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