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干的标题，却凸显了当下中国摄影的困境。
先来说说1994年解海龙引起巨大影响的摄影集《我要上学——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除了那幅大眼睛小姑娘的眼神，还有一幅画面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每次讲课时都会给学生说上几句。那就是《全校师生》，拍摄于1992年3月山西省静乐县神峪沟乡南岩头村。画面中心是一个大磨盘，坐着三个孩子在做功课，旁边站着一位教师，翻阅着书本，背景层峦叠嶂，辽远空旷。记得解海龙当年讲述这张照片时一个细节：他跟着这位教师翻越了几重山岭，来到这个磨盘前。随即从三条不同方向的山路上走来三个上课的学生——这是90年代乡村小学的缩影，三个学生每天都要翻越几重山，跋涉数十里路，汇聚到这个磨盘上求知。
20年过去了，我却在《中国摄影报》头版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梦公益广告”巨大的照片上，又一次看到了20年前的“悲剧”——《漫漫求索路，芳菲意正浓》，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麻柳乡石牌村小学，5公里路以内的娃娃都在这所小学读书，最远的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最近的也要半个多小时。我先是怀疑，这是现实的真相吗？这不是历史的退步吗？如果是的，我更感到震惊的，并不是因为20年过去了，中国的希望工程依旧前路漫漫，而是以“梦”为主题的画面居然如此华丽完美，充溢着沙龙摄影的万千氛围——山路上，牵着孩子上学的母女在曼妙的逆光下构成依稀可辨的剪影，远处山峦重叠，美得让人心醉……我不知道这是希望什么样的美梦成真？还是希望我们还要将这样的梦再做几个20年？
恰恰这些日子，萨尔加多在中国现身了，先是在上海，然后去了丽水，中国摄影家协会还为萨尔加多及其夫人、策展人莱利亚·翁妮克·萨尔加多授予中国摄协国际荣誉会员称号，可谓黄袍加身，热闹非凡。然而也是在这一期的中国摄影报上，我们听到了对这位大师级人物的不同的声音——鲍昆：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严肃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个高级的沙龙摄影作者，而产生的是大众消费的阅读文本，把他当作严肃的艺术家来讨论并不太合适。臧策：我们对萨尔加多充满敬意，但无需过度神话，他就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个伟大的摄影师，但对于今天摄影发展的意义却已经并不太重要了。郭力昕：我同意照片本身是否很美并不是问题，但我仍比较认同一种批判萨氏的意见，就是让那些劳工或流离者陷入如此困境的结构性因素，并不在他的作品里；因此作品剩下的，是否就只能是美丽的构图与摄影感了？
所以我才说，中国梦公益广告和萨尔加多所做的都是同一个虚无缥缈的“美梦”，与现实无济于事。记得《我要读书》画册的扉页上，20年前的解海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昨天，我喜欢艺术摄影表现；今天，我更爱新闻纪实再现！我拍摄这组照片，旨在替农家孩子喊一声：我要上学！我想用我的作品告诉您，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仍十分困难，他们的家长、老师急切地祈盼您能伸出友谊之手，献上一片爱心。如今20多年过去了，希望工程的前景依然艰难，中国太大了，要想在十年二十年解决这样的问题，也许不切实际。但是面对如此沙龙般的美丽画面，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在享受漫漫长路上的求学，如此充满诗意，还需要什么“友谊之手”？
其实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就已经多次提到：“美”是人类生存空间的需求之一，然而不是唯一。作为审美的感官，如果一直“沐浴”在和风细雨的优美与和谐之中，是很容易丧失“免疫力”的——尤其是生活在当下这样一个“目迷五色”的环境里。 ……
所以，一味地强调“优美与和谐”其实是一个恐怖的“陷阱”，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是难以面对整个世界的挑战的。一味渲染不切实际的“中国梦”也难以唤起人们对严峻现实的警醒，或者使其缺乏应有的免疫力。从“美丽走向更美丽”的独断上升过程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幻，尤其是我们还没有走完从“优美”到极致的“唯美主义”的路程，更何况前面还有“审丑”的世界在等待我们……
其实解海龙当年的实践，就已经在提醒我们：“美”是可疑的。我们千万不要轻信那些世界级摄影大师们惨淡经营带来的“唯美”是中国摄影的唯一“梦境”。他们已经衣食无忧，抢先一步占领了某一个制高点（源于摄影资源曾经的贫乏），然后将后来者作为自己将来的衣食来源，循循善诱之间诱惑你进入制高点沿途的某个“陷阱”——因为这样一个“唯美”的制高点上已经容不下太多的人。成功的摄影家可以从极平凡的事件中发现不寻常的画面和意义，这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成功的摄影家面对人们司空见惯的主题时，都可从全新的角度去发现人们所忽略的独特主题，使人们通过其照片获得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警醒，仅仅凭借唯美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许多优秀摄影家的实践都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照片并非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拍照本身就是一个事件，这里面隐藏着一种独断的权力——尽管对于一个事件来说，摄影只是一次非介入性的活动，理由很简单，正如对摄影深有研究的社会学家苏珊•桑塔格所说：“摄影基本是一种非介入性的运动，一些可怕的纪录杀戮场景的照片的更可怕之处来自一种意识，即摄影师处在可以选择摄影或是生命的情境中的时候，选择摄影已经几乎是可能的了。介入者不可能记录；而记录者又不可能介入。”
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摄影媒介和影像的推动者，应该从习近平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真地解读其中的真谛，不要一个劲地奉承拍马，曲解了“中国梦”的力量所在，或者简单地将“中国梦”概念化、庸俗化，这才是迫在眉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