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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峰:面对大众化浪潮,摄影理论研究的设想(4)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责编: King 2014-03-05
2.摄影史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对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搜集、整理摄影史料,做好史料的辨析工作;另一个方面是要搞清各个年代、各个群体和各个事件的真实情况,从中理出摄影人的活动轨迹,从这些摄影史实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启发当代摄影人和后来的摄影者。尽管有人愤激地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尽管逻各斯中心主义、宏大叙事在哲学上遭到批判,但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相对历史客观性还依然存在,我们无法还原历史瞬间中人物的心理和意义所指,但客观事实还需要基本弄清。目前摄影史研究中对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重视和掌握不够,对史实的主观臆断、猜测,“强不知以为知”的妄说、无知导致的粗暴命题,以及“拔着自己的头发给自己在历史中挪位置”的狂想,依然存在,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
(1)搞好口述史仍是当务之急
就目前情况下,当务之急还是要请健在的老一辈人有意识地存史。当事人存史,比后来者寻史效率要高百倍。历史的过来人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做存史工作。因为他们是许多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拥有影像,许多照片也许在过去看来不是作品,但现在的人已经有了新的作品评判尺度,不要轻忽这些历史影像。理想的状态是把这些影像全部整理出来,纳入到摄影史的作品库中,集中供大家研究。
(2)处理好微观个案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平心而论,大批摄影学者非常习惯于从一个具体门类来思辨性地或启蒙性地概括一些基本的规律,试图借助于宏大叙事来使自己的历史知识合法化。问题在于这个规律是预设的,并且在哲学层面是共同的。这样的研究仿佛是用摄影史来验证某些公理,其形而上学的特征十分明显。在免除了验证某些公理的负担之后,我们重新审视摄影史的任务,发现关于某些人物、事件、现象的小型叙事,具有更加丰盈和生动的意义。
这些小型叙事集中体现在个案研究上。尽管有不少摄影家出版了自己的摄影作品集,还有一些人做了摄影家的传记,但仍有大量的影像还封存在某些档案室里,还蜗居、散落在众多摄影家家中的某个角落里。不把这些影像挖掘出来,仅凭传媒上反复刊登或获奖图录上不断出现的同样几张符号性作品就跟这些摄影家画等号,不是把一个个经历丰富、十分优秀的摄影家抽离光了吗?不是把无限丰富的影像史简单化了吗?这个方面,需要一批人做扎实的工作,要成批地搞好个案,包括众多的摄影家个案、摄影群体个案、摄影事件个案、摄影现象个案的研究,不断积累,直到对一个个摄影家的研究连缀起来,能够串起时间的河流。那时编写摄影史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理性总体化的描述几乎是学术研究的本能趋向,将个性抹杀而“求同”的心理诉求在摄影学术研究中是普遍现象,在摄影史书中也常见。比如,涉及到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态势下的生存方式,史学家先给出一种全局性的描述,在这种话语体系下,作为子系统,把摄影家的状态作一概括性描述。在这种语境下,摄影家的个性差异不见了,只剩有共同性。如果跨越几个历史时期,那么历史就剩下干巴巴的几个线条,颇似“极简主义”的构图方式。
问题在于,这种概括要以对每个摄影家一生的经历和创作方式以及作品做细致的研究,如果出现不相符合的情况,那么这种概括就流于破产。从目前摄影史学来看,很多概括在缺乏证据基础的情况下,一个臆想就诞生了,这个臆想便会套用在一群人或一段历史的头上。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他们抹去了那些不符合条件的摄影家。
做好摄影家的个案研究,是为了分析时代特征、政治要求与摄影家个性之间的关系,理出摄影家之间的共同性是必要的,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同样重要。有差异才有艺术和文化价值的独特性,才有中国摄影家群体的丰富性。摄影家的个案分析一般是小型叙事,这些小型叙事相互间不是一个机器上螺丝钉与螺丝钉之间的关系,它们常常相互冲突,溢出理性总体化的僵死框架,从而构成中国摄影史激荡前进的溪流和大江。
(3)正确认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美国史学家鲁滨孙曾经概括说,与最早的文学化的历史、中世纪神学的历史相比,新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有四点:“第一,历史家批评历史的材料比从前严厉得多,把许多从前历史家所信仰的历史,部分地或全部地推翻了。第二,历史家决意去实事求是,不怕伤什么人的感情。第三,历史家开始知道历史上不特出的、普通的同晦暗的分子的重要;注意平庸的、日用的同平常的;不注意罕见的、特别的同奇怪的事情。第四,历史家开始轻视从前历史哲学家那种神学的、超自然的或以人类为中心的解释。”在这四点之中,最具启发性的,就是第三点。因为摄影术发明不久,就迅速在全世界蔓延,经过机型和存储方式的几次技术革命,它已经成为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看重摄影艺术中的精英分子在观看方式进化中的带动作用,更应看重一个时期内大众摄影中表现出来的习惯眼光和范式。因为这些习惯目光和范式,正在修改现实;这些被修改过的现实,被社会大众当作真正的现实接受着,影响着很多很多人的判断。
(4)正确看待史家与摄影家的关系
摄影史学工作者、摄影家和读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摄影史编写渐次深入的时候,摄影界的众多人士被卷了进来,广大摄影人期盼好书,摄影家渴望入史,史家面对一个个摄影群体,面对全国范围的摄影活动,仿佛有了掷地有声的笔力和权威性。其实,摄影史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唯一两个人独尊的项目。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平和、客观的良好心绪。
历史工作者需要把心绪放开。谁都生活在现实和历史之中,每个人都可以说史、论史。编写中国摄影史,是每个理论工作者、历史学者的责任。任何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可以编写自己角度下的摄影史。我们期待有十个以上版本的中国摄影史,这些版本互相参照和印证,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和准确地了解中国摄影发展的历史。在这里,谁也不要妄想做历史的终极裁判者和表述者。史前可以有史,史后也可以有史,而且撰写历史的人本身也可能因为其客观公正的态度进入历史,也可能因为潦草、错谬或者故意歪曲事实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摄影家应把心绪放平。摄影理论工作者撰史,是工作常态,不是一项短期的运动,摄影家不要以为某个人写了,就盖棺论定了。历史学本身就在动态的变化中。某个人没有写到的别人也许将写到,现代人写不到的,后人可以写到。有成绩的摄影家不必焦虑,时间会给你一个准确定位。
中国摄影史的建设是个复杂而繁重的工程,要坚持很长时间才能呈现出一个较为理想的格局。需要摄影界各个方面的人士静下心来,从点滴做起,从具体的人和事入手,摆脱浮躁之气,沉淀文静之气,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从事具体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摄影史料的抢救和收集整理工作,个案研究工作,都能有一定的积累,摄影史的梳理工作会有长足的进展。
总之,我们身处摄影大发展的时代,广大摄影人对理论充满了渴望。在摄影史上,每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都有亟待解决的课题摆在眼前。当前,在观看和呈现方式的本体研究上,在对影像作品的分析方法上,在影像传播和接受美学的开拓上,在对摄影史的梳理和评述上,都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做出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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