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直接摄影的艺术摄影作品做出积极评价的,是《摄影时代》的编辑主管木村专一。木村专一在《一九二五年度本国摄影画坛的状况》一文中,将溴盐印相法的照片与直接摄影所拍摄的照片进行比较,认为前者的优势是便于对画面进行加工,在这个前提下,他这样写道,
“溴盐印相法所具有的这个最大特点,往往会让很多摄影家走上邪路。因为这会让摄影家沉迷于画面加工这种简单的做法,摄影家们将大多数的作画方式委托给技工,他们忘记了我们的本质工作是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把握光线,而更愿意去伪造光线。相比之下,始终坚持直接摄影的摄影家由于意识到技术上进行加工的可能性太小,便始终坚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地完全依靠自然光来创作,因此,他们可以在直接观察的同时追求创作上的精致。”(4)
木村专一批评溴盐印相法,认为这种做法“会让很多摄影家走上邪路”,而他对直接摄影的评价则是“可以在直接观察的同时追求创作上的精致”。他之所以重视“完全依靠自然光来创作”这种做法,显然是受到福原信三所提倡的“光与它的影调”的影响。在文章中,木村专一还提到,染色印相法与直接摄影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才导致了现在这种互相反目的状况”,这篇文章写于大正十四年(1925年),那个时候,这两种摄影方式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显著。 此外,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股势力,成为了既不同于东研所代表的艺术摄影也不同于福原信三所倡导的“光与它的影调”的第三种势力。这就是借助夸张变形或者软调描写的手法,对画像进行过度加工的创作倾向。代表这种创作倾向的,是中岛谦吉提倡的“表现主义”摄影(这种摄影表现与后来的“袖珍单派”(5)的创作倾向有关)与渊上白阳的《白阳》杂志中所体现的“结构派”摄影。这些摄影创作,受到未来派、表现主义、结构主义等前卫绘画的影响,朝着非写实的、抽象化的方向发展。 ![]()
太阳·渊上白阳 ![]()
题名不详(《太阳》)·渊上白阳 研展所代表的以往的艺术摄影,基本上是以自然主义绘画为目标。因此,对于中岛谦吉与渊上白阳那种对画面过度加工的创作风格,有很多人是持批判立场的。而另一方面,福原信三所提倡的“光与它的影调”,因为是以直接摄影的艺术性为目标,对中岛谦吉与渊上白阳的摄影风格,当然也是否定的。
那么,在那个时期的艺术摄影中便存在着三种相互对立的创作倾向,即以东研为代表的绘画主义艺术摄影、以福原信三为代表的直接印相艺术摄影、中岛谦吉与渊上白阳等人所代表的追求画面过度加工的艺术摄影。如果说,东研式的艺术摄影是自然主义的话,那么福原信三等人的艺术摄影就是现代主义,而中岛谦吉与渊上白阳等人的艺术摄影则可以称之为先锋派(Avant-garde)。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从原来的绘画主义艺术摄影中派生出来的产物,即相对于东研所代表的艺术摄影,一派是极力抑制画面加工的福原信三等人,另一派是过度推崇画面加工的中岛谦吉与渊上白阳等人。 明治、大正、昭和,这段相当长的时期里,艺术摄影在日本的业余摄影家之中持续得到广泛的普及。正因如此,艺术摄影领域之中,才会出现现代主义与先锋派并存的这种特殊状态。这是日本特有的发展状况。而且,这种独特的发展状况让日本的艺术摄影呈现出某种异于欧美绘画主义摄影的多样性。 注释 [1] 结城真之辅《艺术摄影不是这样的吧》、《SUNDAY每日》第一年第十一号,大正十一年(1922年)6月11日,第12页。这篇文章引出了以下几篇反驳文章。榊原青叶《只有卤化银印相法的照片才是艺术品吗?》、同杂志第十五号,7月9日,第8页。结城真之辅的《读榊原氏的<只有卤化银印相法的照片才是艺术品吗?>》、同杂志第十八号,7月23日,第16页。榊原青叶《再论艺术摄影的表现手法》、同杂志第二十号,8月6日,第18页。 [2] 福原信三(1883年-1948年),是日本摄影史上的开拓性人物,他也是资生堂创始人福原有信的第三个儿子,1883年出生于东京。1924年,成立了日本写真会,福原先生担任了第一代社长。 [3] 1923年福原信三在《写真艺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光与它的影调》,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了很多摄影家。 [4] 木村专一《一九二五年度本国摄影画坛的状况》、《摄影时代摄影选集》摄影时代、大正十四年(1925年),第8页。 [5] 1912年柯达公司推出127胶卷拍41.3×63.5mm片幅袖珍式柯达相机,这种相机带有一个单镜片镜头。这种相机因为小型轻便而大受欢迎。进口道日本之后,深受业余摄影家的喜爱。此外,在日本还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将这款相机的快门设置得比预定值更大,就会产生柔焦的效果,这种做法被称为“去掉袖珍相机遮光罩”,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遮光罩上打个小孔也能拍摄出柔焦的效果,这两种手法在日本得到了流行,大大推动了袖珍相机在日本的人气。于是,袖珍相机的这种独特用法成为了日本艺术摄影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的技法,而用袖珍相机进行摄影创作的摄影家就被称为“袖珍单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