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大事回顾
大公网评论员 马浩亮
2014年，注定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四位国家级大老虎落马，“刑不上常委”的传言被彻底打破；中央全会历史上首次专题研究部署依法治国；深改小组、国安委、网信小组等“中字头”新机构全面运作，中央财经小组走到台前，形成权力新架构；“新常态”在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成为指导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后在年底，“四个全面”横空出世，最终形成了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这其中的每一件，都足以成为影响历史的年度大事件。
而当这一切都集中发生在同一年时，就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周、徐、令、苏落马，反腐利剑，招招致命，震撼！山西官场大地震，同日五马入晋，省市县、厅局处大换血，震撼！岁末几十位大军区级将领调整，规模不亚于八大军区对调，震撼！新战略、新思想、新逻辑几何级迸发，震撼！这些震撼的“大历史”的创造者，就是习近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郑重宣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201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脉络来看，其中无不充满着习近平“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他的重要战略决断，都不是局限于一时一事、一隅一域，而是着眼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着眼于实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显著特点，也因此使其具备了意蕴深厚的历史纵深感。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治国者首要在于审时度势。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浪淘沙，中国现在处于前无古人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关口。靠资源透支和廉价成本支撑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环境承载能力逼近上限；腐败对党政军形成系统性侵蚀，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威信产生严重消极影响；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新冲突不断涌现，社会治理难度空前加大；陈陈相因的体制机制弊端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为改革发展设置了严重障碍。改革发展必须慎防颠覆性错误和灾难性后果，但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原地踏步。绝不能再抱着讳疾忌医的鸵鸟心态，去执行得过且过的稀泥政策。这一系列的问题，必须有人来解决；这一系列的挑战，必须有人来应战，去展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深刻体察和对未来的长远瞻视，习近平在2014年进行了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这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完成了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即“四个全面”。12月中旬，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对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两年来治国理政思路的系统总结和精确提炼，更是指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遵循与核心思想。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过去数十年，中国许多矛盾问题层层堆叠积重难返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清晰明确、统驭全局的顶层设计。法规文件纷繁芜杂，政策措施充塞于途，然而却造成政出多门，无所适从；政令不通，有名无实。部门自行割据，地方各行其是。因此，习近平利用上任后的两年多时间，首先统筹擘画，完成顶层设计，在这个“设计”中，确定了目标，划出了边界，指明了方法论。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鼓励创新探索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在的大变革时期，这种模糊思维也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许多乱作为、瞎折腾，都是以摸石头为名进行的。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明确了过河的对岸就是“小康社会”，这是目标；过河的过程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这是方法；同时，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谁都不能踩线和越界。这样的顶层设计明确之后，剩下的就都是具体操作的技术问题了。不得不说，这正是习近平的政治智慧、领导艺术、战略思维的鲜明体现和高超之处。邓小平当年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就在于把握到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而习近平“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是站在社会大变革的风口浪尖之上、前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而提出的，是顺应中国人对清明政治、健康经济、法治环境、生态文明的强烈渴望而提出的。其中同样饱含着巨大的历史张力。
如果说建国前30年的历史属于毛泽东，中间30年的历史属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么，从今直至本世界中叶建国100年之间的这第三个30年，就将会沿着习近平设计的路线，迈向伟大复兴。这就是历史的张力所在。
习近平不仅是指点江山的顶层设计师，更是排兵布阵的最高统帅。2014年的大历史，不仅有重大的理论建树，更有重大的改革部署和实践斗争。顶层设计需要顶层机构去实现。2014年，习近平领衔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均开创了历史先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走到台前，形成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新常态”。这些一把手亲自主抓的顶层机构，为实现顶层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例，成为改革决策、部署的“最高统帅部”，也是历史上推动改革的最强有力、最高层级的机构。事实已经证明，此举最大程度避免了改革的碎片化、盲目化、短视化，直接推动了知识产权法院改革、纪检派驻机构改革等的迅速落地。改革效率之高，一扫过去十几年的沉闷。
同时，中央深改小组的运行，也是“四个全面”内在关系的真实写照。深改小组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等等，是以改革来推动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反过来，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是为了护航改革、实现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是总括，在其之下，还有安全领域的“总体安全观”，经济领域的“新常态”，外交领域的“义利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方针”，又指引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等不同领域工作的“分顶层设计”。从中，我们可以再次体悟到习近平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就譬如经济“新常态”，不是2014年的新常态，也不是2015年的新常态，而是带有历史新阶段特性的新常态。
历史还会因为空前未有的反腐风暴而记住2014年。在“全面从严治党”之下，打虎猎狐，捕鼠拍蝇，腐败分子，无所遁形；八项规定，整顿四风，作风建设，成效鲜明。依照顶层设计的思路，习近平、王岐山首先对中纪委的职能、机构进行大刀阔斧改革，聚焦主业，专责监督，握紧铁拳，查办腐败，纪检监察室数量达到历史峰值，巡视组巡视频率和力度创历史新高。中了“年终奖”的令计划在冬至之夜落马，成就了今年打大老虎的“满贯大四喜”。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以及近五十位省部级高官的落马，山西的塌方式腐败，军队大批黑色将领被调查，都是史无前例的反腐大事件。“计划”虽周密，根基虽深“厚”，但一一在“伟大斗争”中倒下，“永康”只能是幻梦，“荣”华富贵逝如流水。
2014年的反腐，同样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腐败分子早已经不是前些年贪污、受贿的小打小闹。他们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用地域、血缘、姻亲结成大大小小的腐败集团，在经济上广泛插手国有企业、金融、土地、矿产资源等各个领域，在政治上互为奥援、互通信息、卖官鬻爵、把持要津。庆父不除，鲁难未已。这种毒瘤不除，深化改革、依法治国都只能是空谈。但清除毒瘤的政治风险之大，是绝对不可低估的。习近平、王岐山在2014年的反腐伟业，无论从处置过程还是结果和效果，都堪称是值得载入史册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打虎拍蝇过程中逐步完善健全的一套监督体制，对于未来建设清明政治，将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
习近平历史观的三个维度
大公网评论员 马浩亮
盘点习近平2014年的政治日历：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第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有关纪念活动；召开新“古田会议”、新“文艺座谈会”……这一切都贯彻着同一个关键词：历史。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迄今进行了19次集体学习，仅以历史为题的就多达5次，包括：2013年4月19日第五次“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6月25日第七次“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12月3日第十一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4年2月24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10月13日第十八次“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其余就有关法治、海洋、创新等议题的集体学习，也都有历史的总结与反思。
而在政治局10月13日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的讲话可以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他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从这一点来考察，就可以清晰看出本文开头列举的习近平一系列活动的决策考量了。习近平从来不隐饰自己对历史的重视甚至偏爱。2011年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就做了《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继承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了解我们伟大祖国经历的刻骨铭心磨难、我们伟大民族进行的感天动地奋斗、我们伟大人民创造的彪炳史册伟业；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这次党校讲话，可以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习近平历史观的三个维度，即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习近平的一系列有关历史的言行，也都可划分为这三大类别。
其一，牢记中国古代史中的灿烂文明和深邃思考。习近平的几乎每篇文章、每次讲话，都要从中国传统历史中汲取养分。譬如6月份出席两院院士大会时讲到创新，就提到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做说明时就引用了“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等来说明法律实施的重要性。
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习近平9月份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时，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历史、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理解，譬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等等。并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习近平对传统历史文化的重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发达文明，经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信任危机；而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险些遭遇万劫不复的厄运。一个民族要真正自强，必须根植于独有的民族文化基因。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只有重现汉唐气象，才能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是复制其他国家的模式，无论欧美还是苏俄。
正如习近平所说：“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其二，牢记中国近代史中的屈辱沉沦和顽强抗争。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在这一年，习近平两次提到了1894年的甲午年。2月18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说,“今年是甲午年。120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6月9日两院院士大会上又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是世界史上具备标志意义的巨大转折，传统的“中强日弱”的东亚政治格局被颠覆，中华民族陷入最深重的苦难，遭到历史上最暴虐的侵略。
从习近平对甲午的念念不忘，就不难理解，他在一年之内四度献花，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第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第一个烈士纪念日。这是历届中国领导人都不曾做过的。足见这段半世纪前的历史，在习近平心中留下的刻痕之深。以史为鉴，鉴古知今，这就不难理解习近平在对日外交的强硬立场。
其三，牢记中共党史中筚路蓝缕的开拓和艰辛曲折的探索。作为出身红色革命家庭的政治领袖，习近平对红色历史传承极为看重。今年借古田会议旧址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及被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联系在一起的新“文艺座谈会”，都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将1982年宪法施行日设为国家宪法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几次活动，同样都是在以此为契机，宣示自己的法治、民主、改革的理念，充实治国理政总体思想，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号召意义和政治动员功能。
综合来说，习近平是将铭记历史融会贯通到开创历史的进程中。在进行任何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事业时，他都“习惯性”地回溯历史，将自己置身于承前启后的大历史坐标上，来审视自己的角色与使命，去做出不负历史重托的抉择。这就是习近平的历史观。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12-31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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