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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烈士后人想把焦达峰铜像立在中山亭前 其实，民国时期，最早出现在长沙城内的名人雕像是焦达峰、陈作新、杨任三烈士的铜像。 1935年3月4日《湖南国民日报》上再次刊载一条新闻：湖南烈士祠呈称，请政府将焦达峰烈士铜像迁建于旧督署中山亭前，陈作新烈士铜像迁建于北门口烈士祠前。 其实，这是焦、陈两烈士的后人借烈士祠名义，提出的请求。不过，湖南省府再一次以“现值财政困难，特令暂从缓办”进行推脱。直到1966年，焦达峰、陈作新、杨任这三尊铜像搬上岳麓山。此前这三尊铜像多半时间就“投闲置散”于湘春路北的湖南烈士祠中。 焦达峰、陈作新、杨任三烈士，显然不像黄兴、蔡锷具有全国、甚至是在东亚地区的巨大影响力。 他们三人，仅仅只是湖南区域内的民国烈士。其中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了1911年10月22日湖南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长沙起义，焦达峰、陈作新即于长沙起义成功当天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杨任则是焦达峰和陈作新任命、派往常德进行招抚的西路招讨使。在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的湖南军政府成立十天后，有留日经历的湖南“海归派”军官梅馨认为焦达峰和陈作新“资历和名望甚浅”，不能有效领导湖南军政大权，且可能贻祸于湖湘，遂发动乱兵起事，将陈作新刺杀于北门外铁佛寺旁（即今二马路）、焦达峰则被杀害于都督府（即今市青少年宫）内。 随后被强迫推举为新湖南都督的是“湖南名流、年轻议长”的谭延闿，为平息已经激化的各方矛盾，除厚葬焦达峰、陈作新于岳麓山外，还在民国成立后，将收归公有的小吴门曾国藩祠辟建为湖南烈士祠，同时委派军医处处长黄昌浚以15000银元，向日本一家公司订购铸造焦达峰、陈作新、杨任三烈士铜像。1913年3月三尊烈士铜像运至长沙，先陈列在大西门河边，随后运湖南烈士祠内，供人凭瞻。烈士祠内，此前已祀有从谭嗣同、唐才常、林圭、陈天华、禹之谟，到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等烈士的遗像，但烈士铜像的展示，在湖南确实是第一次。 在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期间，被没收的清代功臣曾国藩祠，按政策规定退还给了曾氏后人。湖南烈士祠和焦达峰等三人铜像只得另觅去处，最终搬到了北门外吊桥边狭窄的关帝庙内。原关庙内的关公等神像则移往今长沙市一医院旁的局关祠。 张敬尧督湘时期，在北门外湖南烈士祠西边另辟宽大的关岳庙，反衬出当年湖南烈士祠的极度冷清。张敬尧被赶走不久，赵恒惕执掌湘政，倡导联省自治，并应湖北省民党李书城请求，率部援助湖北省自治，初战告捷，但最后却被北洋军阀吴佩孚打得大败，湘军死伤无数、沮丧而归。 为安抚伤亡将士，赵恒惕重修湖南烈士祠，并于1921年10月举行湘省援鄂追悼大会，烈士祠门首贴对联云：“出师未捷身先死，湘水无情吊岂知。” 长沙市北区政协文史委委员陈伯勋撰文称：他在1921年的追悼会中，被指派担任布置花卉、扎生花牌坊等工作。他看到在烈士祠正殿内祀有从辛亥革命以来烈士的牌位，两壁悬挂1922年湘鄂战争炮火横飞、血肉狼藉的战争惨状图数幅，观之令人毛骨悚然，殿两侧廊房则悬挂自晚清维新变法以来，直到湘鄂战争的湖南烈士遗像，共计250余幅。此外烈士遗物、遗著，刊载事迹的报刊，均用宝笼陈列于殿中。而在大殿外的前坪花圃中，则竖立有焦达峰、陈作新、杨任三尊威武雄壮的铜像，像座高达3米，三烈士着军服、佩指挥刀。 当然，湖南烈士祠最引人关注的古迹，还有一方上有白纹、成梅树形的古梅花石，号称“枯树一枝梅”。但总体而言，北门外的湖南烈士祠气氛沉郁，且僻处城北，一般人并不愿进祠瞻望，较为冷清。因此，焦达峰、陈作新等烈士遗属不断向政府提出请求，想将烈士铜像移回热闹的中山路曾公祠前坪，或竖立在他们牺牲之处，然而他们的请求总被有关部门找理由推脱。1937年2月，因城北失火，北门外湖南烈士祠化为焦土，焦达峰等三人铜像也一度被任意“委弃沟渠”，可谓凄凉。等湖南烈士祠稍稍修复，第二年冬天，长沙又遭遇了全城被焚的文夕大火。不过在1947年前后，湖南省主席王东原曾命人将焦达峰等人铜像修复，并将三人铜像竖立在湖南烈士祠西边门首，并用木栅栏进行保护，差堪令人欣慰。 陈伯勋先生在《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第一辑《湖南烈士祠史话》一文中称：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革”爆发，“破四旧”盛行，相关部门特将焦达峰、陈作新、杨任三人铜像运往岳麓山，准备安放于焦达峰、陈作新等墓前。正当三尊铜像运至岳麓山白鹤泉前坪时，被红卫兵发现，认为这是“四旧”，用锄头砸碎，作废铜运往冶炼厂回炉。民国时期，长沙最早的铜像最终没能逃过浩劫。 其实，在那疯狂年代，岂止名人铜像被毁，名胜文物一样难以保全。火宫殿前坪原有一铸造于明代万历五年、有扮桶大的大铜鼎，文革初年竟被江西某县一拖拉机厂拖去，化为铜水，制成拖拉机配件。这样的荒唐事当年并不鲜见。 三、民众国术俱乐部内铸立何键塑像，其实只是个传说 传说，民国时期长沙城内还有一尊令人瞩目的铜像，这就是何键为自己所铸的立在又一村民众国术俱乐部芸樵亭的铜像。 今中山路旁的长沙市青少年宫，民国中期为湖南民众国术俱乐部。俱乐部东南至今仍保存有三个“古亭”，亭前今人所撰的碑文介绍说，这三个古亭建于清代，为双清亭、丰乐亭等。 文史作者通常认为，青少年宫内现存最大的古亭，是建成于清乾隆年间的御笔亭。苏时松在《青少年宫现址历史沿革》一文中就称：“俱乐部东南，原有前巡署仅存之三亭……其中古式建筑之一亭，装置玻璃格门，据老人云，原系御碑亭，已将御碑移置亭外，改竖何键戎装石像，额其亭曰：‘芸樵亭’，亦林森亲笔所书。芸樵，何键之别号也。” 我不知苏时松所说的老人是谁。但我曾听老于掌故的黄曾甫和陈云章先生分别告知：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撤出长沙后，他们两人都曾分别到旧督署一带去观看火烧后的市景，他们发现又一村原旧督署内一片瓦砾废墟，烧得干干净净。陈云章并称，青少年宫内的三个亭子，其实都建于红军攻打长沙后、文夕大火前。他声称，从来不知青少年宫内有什么清代所建古亭保留。 1937年5月10日至6月6日间，已成为民众国术俱乐部的“旧督署”内，举办了粤湘鄂赣四省特展会。《湖南国民日报》在此期间，回顾了“旧督署”的历史，即谈到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旧督署内“旧日的所有的歌台楼榭、雕梁画栋，都荡然无存，剩下的是一片瓦砾灰堆，横尸蔓草”。 根据湖湘旧报记载，今青少年宫内的三个“古亭”，确如已故的湖南省文史馆荣誉馆长陈云章所言，这些亭子建于1936年至1937年间，系典型的民国建筑。这三个亭子，分别名为芸樵亭、集贤亭等，而并非双清亭、丰乐亭、澄湘亭，更非御笔亭。1937年《力报》刊有樵子所作《与民同乐之民众俱乐部巡礼》称：“（戏院）对面的集贤亭，正在建筑之中，不久即可落成，他日刊上吾湘昔贤于此亭，使游人有一种‘见贤思齐’的观念，其用意可谓善矣。挨此左方的小假山上，有一座凉亭，也是去年建筑的，以前听说长沙市民想在这山上铸一座何主席的铜像，以表景仰，不知后来竟成‘传说’，记者至今犹深引为憾，大概以后总会实现吧！” 《力报》记者樵子所称的“传说”，其实一直没能实现。数月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1937年11月何键去职，张治中于11月20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27日在长沙宣誓就职。 此后，长沙数家报纸出现对前任湖南省主席何键表达不满的文字。易君左主持的《湖南国民日报》副刊，设置“意见箱”一栏，读者章子华、傅定祥、陈万宝等即投稿该栏目，要求政府废除芸樵亭。 傅定祥认为：“大凡建像、建碑、建亭，必其人丰功伟烈，有益于国，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一隅，方为无愧。” 此说引起共鸣，随后，不少读者投书报社，建议将民众国术俱乐部中的芸樵亭改为中正亭，因当时蒋介石正领导全国抗战；有的主张改为湖南革命先烈亭；部分读者认为应就当前抗战形势，改为台儿庄成仁烈士纪念亭等。 芸樵亭到底里面有些什么东西。黎澍在其《早岁》一书中既表达了对“复古、守旧、顽固”的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的不满，同时又描述道：“长沙又一村有个小公园，他（指何键）在里面修了一座芸樵亭（芸樵为何键别号），这芸樵亭从来不开门让游人进去观赏。从窗外看去，里面空无所有，只是四壁挂有他亲笔正楷抄写的全部《论语》而已。” 四、蒋翊武后人提出，不铸蒋公铜像改建凉亭 又一村内，并未立起何键的铜像，但何键毕竟在他当省主席的任内建筑了一座芸樵亭，引起一些人评介其“缺乏自知之明”的讥议。可见自己为自己修亭、立碑、铸像，不可不万分谨慎。 早在1917年初，在黄兴和蔡锷即将进行国葬期间，湖南省议会援引议会制定的规定，建议援引黄兴、蔡锷二公之例，于矿务余利项下拨付银元12000元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主要领导者蒋翊武烈士修墓铸像，并在1917年1月17日长沙《大公报》公布这一消息。 但到了4月，湘督谭延闿却向蒋翊武后人解释“修墓铸像限制案”，蒋翊武后人并未以此为杵，反认同谭延闿提出的黄兴、蔡锷两公国葬，蒋公只是迁葬，不宜铸像等理由，后蒋翊武墓前遂不铸蒋公铜像，改建供游人休憩的凉亭。 蒋翊武墓旁修建的这座凉亭，后被命名为“蒋公亭”。至今该凉亭仍保留在岳麓山登山柏油马路旁，“文革”期间，该亭一度因“蒋公”二字怕引起误会而改称半山亭，今已恢复“蒋翊武亭”旧名。 而反观山上当年所铸造的名人铜像，不料先后因历史、社会的变迁竟无从寻觅，这是历史的悲哀与世事的无常，可为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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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8-28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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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8-28 1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