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我在PS1看《La Town》的时候,我是从头看到尾,我觉得很好看,没有那种看影像装置的时候,随看随走,当然我觉得音乐的贡献也很大,把整个节奏都抓住了。还有就是你前面提到的VR,你作为艺术家,会不会想尝试虚拟现实的创作?因为它的叙事肯定不是线性的,似乎可以比较符合你的一些理念。 曹:有机会肯定会的。因为像Second Life刚出来的时候,07年的时候,很多人在里面拍电影,在里面搭西部牛仔的场景,动用里面的化身,拍短片,当时我就觉得这样子谁都可以拍。所以说重要的是我怎么拍得跟别人不一样,怎么跳开媒介本身。VR我是很感兴趣,但还没有机会去接触到最核心的,只是在国外尝试过,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技术成本相当之高,需要别人协助完成,也需要了解它的limit在哪里,所以还需要研究了解。 朱:关于《La Town》的最终结局在美术馆,你曾说:“这跟今天我们完全被标签化的生存有关,无论是政治还是恐惧,哪怕僵尸摆在橱窗里观众也是擦肩而过。这也是今天我们与美术馆的关系,或者我们跟切肤之痛的关系。”能否谈一谈你作为艺术家和美术馆的关系,你今天的创作是否会有意识地对这种关系做出反应和评价? 曹:其实当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关系,因为艺术家在系统的内部,在全球不同的美术馆展览,各大双年展也使用各种时代的标题做各种展览,但是一方面你又很怀疑这种主题性的问题能够提出什么问题,因为它们被橱窗化、标签化了,这时候作品就好像新闻,隔着电视屏幕、手机屏幕,好像切肤之痛,跟我们很近又很远,因为这种信息太多了,我们反而就被隔离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当代的现状,美术馆也是这种现状,我拍来拍去,无论恐惧还是什么,其实都是很安全的东西。 曹斐作品《中国翠西》截图 朱:作为目前在国际上少数可以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女性艺术家,同时你的创作是不限定于女性视角的,它也是全球化的,你曾经说过,每个艺术家都在给策划人提供一个理解世界的理论体系,虽然策划人是一个独立角色,他也要通过艺术家提供的各种线索,去不断地沿拓他对世界的理解。能否谈谈作为一个非常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你怎样在国际艺术界也好,策展人也好,对你的期待值中打破某种固定的理解,继续自己原创性的探索? 曹:其实每个艺术家的敏锐点都不一样,比如之前在蛇形画廊做个展的Simon Denny的作品是模仿科技生态的,将当代人类对科技的迷恋通过装置的形式呈现,那我很期待现在的柏林双年展,由非常年轻的纽约策展团队DIS策划,里面大量关注了跟后网络艺术有关系的艺术家。我觉得艺术家关心的议题是很多元的,有使用传统媒介的艺术家,也有对时代发展非常敏感的艺术家,我觉得艺术家应该为策展人提供更鲜活的案例,可以重新表达世界的理论支持。而策展人的选择可以让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朱:你觉得现在的创作还有没有冒险的感觉? 曹:怎么说呢,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大部分作品从早期到现在,可以看到艺术语言上的一致性,比如《三元里》是纪录片式的,而《谁的乌托邦》是社会实践式的,其实不同的议题也不算是risk,但当然我希望每次创作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重复做一件事情,一种风格。对于画家来说,可能复制一种风格像禅修一样,需要不断练习、推演。但我的项目都是有关存在,和当代社会的情境有关,所以我必须动起来,去参与、走进去。所以很不一样。 现在我做的一些社区研究,我需要穿街过巷,就跟以前《三元里》很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像十几年前一样,就是保持research的这种基本的能力,要走进去。今天很多年轻艺术家,由于电脑技术很便利,对着电脑就可以创作,video完全是电脑创造出来的,甚至是大量合成的。但我们依赖技术以后会越来越懒,所以保持这种步行、走动、田野调查的方法是很接地气,也是需要保持的。以前画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生,需要走到乡下去体验,今天我觉得不能完全断裂,只靠媒体接受信息,再用媒体表达自己,其实后网络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必须保持跟现场的黏性。 曹斐与策展人湛旭华、Chris Berry 朱:能否介绍一下现在的新作品? 曹:新作品还不能介绍,明年吧。不过其中包括那个宝马项目。这个月底我要去宝马华晨工厂,在沈阳,所以我特别特别期待。之前《谁的乌托邦》在西门子工厂拍摄,所以我对工厂还是很有情结的。我对这个宝马汽车项目很期待,因为通过品牌可以看到更内部的东西,借助这个机会走进去。我希望可以看到汽车产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重要的工业之一,代表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对我来说这个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