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记录我的变迁

图说中国

相机记录我的变迁

  说起我老吴玩相机，说句不怕丢人话，纯属头脑发热，不是我自己骂自己，有点神经不正常有病，为什么？无论从家庭和个人经济条件，我都不具备玩相机的条件。

   论家庭，是个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在城市里算是上无片瓦，下无锥扎之地，说好听点是个记者，其实穷打工一个。每月和妻子两人共同收入，除去房租、生活费、电费、水费、卫生费……杂七杂八费用，已所剩无几。

   论经济，就更不用说了，妻子常常埋怨自己说，当初我选你老吴做老公，看重的是你的事业心和爱心，唉！可惜，有事业心、有爱心又有什么用，什么好都没有钱好，今天后悔已经晚了，什么不怪，只怪我自己当初看走眼了，错就错了，自认倒霉吧。妻子说得一点不假，什么好都没有钱好，事业心值什么？钱能“买”来一切，论经济条件，我是玩相机那种人吗？

   无论从家庭和经济条件，我都不具备玩相机条件，我老吴为什么还要玩呢？这里有个小小插曲，也是我多年心愿，我这人属于那种自争心很强的人。

一想起自己的家庭背景就想掉泪，在我17岁时，年龄只有43岁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如果不是那时我们姊妹多、家里太贫穷，父亲的病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不应该去世，可由于家里拿不出钱给父亲治病，父亲最后在病情一天天加重情况下，是极不情愿离开人世的。父亲去世，作为家庭老大的我，也只有16周岁，说我是幸运者，也是悲哀者，幸运的是，当时国家已恢复高考制度，按照我当时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绝不成问题，考不上清华、北大、复旦名牌大学，考个普通大学是百分百的，悲哀的是，正在我拼命学习考上大学，飞出家乡大别山那穷山恶水山沟的梦想时，父亲的去世，彻底击碎了我的一切梦想，书不但不能读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到生产队和母亲一块参加劳动，挣工分养活一个14岁的弟弟和一个11岁、一个8岁两个妹妹，从此，我便放下书包，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农民。

前面说过，我是个自争心特别强的人，父亲的去世和强迫我放下书包，丝毫没有打破我“飞”出家乡大别山的梦想，都说白日做梦的人神经有毛病，我就是这种人，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难道说父亲去世和书包不能背了，我只有“死”路一条？那就是我永远“飞”不出去了？说起我飞出家乡大别山，还是托了父亲的“福”，父亲去世前，一直在生产队和大队担任会计，父亲去世我回到生产队干农活时，大队干部们看在父亲面子上，安排我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用现在的话说算是接父亲的班。

那时，每个大队都设有“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咱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大小当个官，手中就有权”，在大集体那个年代，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生产队民兵排长，在生产队一百多号人面前，说话也是数一数二的，就拿进大队“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来说，说是对外开放的，其实是为了应付上面来检查用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平时从来门都是锁着的，只有上面领导来检查了，大队才找来几个青年民兵在里面装模作样翻书看报，上面来检查的领导前脚刚离开，后边就把门一锁。不过，不是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平时不要说从“青年民兵之家”能借出一份报纸一本书，想进去都很难，作为生产队民兵排长的我，大队“青年民兵之家”不但对我永远是开放的，我还有个“特殊”条件，那就是当时我的堂姐夫是大队民兵营长，从里面借书、拿报要比别人方便的多，想还就还，不想还就是自己的了。

1982年7月，一天晚上，我在煤油灯下，翻阅完当天从大队“青年民兵之家”借来《中国青年报》后，脑中突发奇想，别人能为报社投稿，我为何不能呢？把我们山区青年读书、订阅报刊难的问题，于是我便这个问题写成一篇300多字的稿件投给了《中国青年报》，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篇300字的小文章不但被《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从一个农村青年到公社（现乡镇）邮电所投递员，后来的公社通讯组长，到今天的新闻记者。

85年，由于我连年获得县里、市里先进新闻工作者和优秀通讯员，乡里领导把我从邮电所，借调到乡里担任通讯组长，在担任乡通讯组长期间，经常接触县委通讯组的记者背着照相机下乡采访，他们拍的图片经常被报社、杂志刊登，做梦都想自己也拥有一台相机。86年，机会终于来了，由于我出色的工作，年终，乡里决定奖励我100块钱奖金，100块钱奖金拿到手时，什么都没想，想的就是买台相机。

第二天，一大早便乘上开往县城里的公共汽车，100块钱在我眼里是个不小数目，应该买台相机不成问题，可是，当我跑遍整个县城卖照相机的地方，心彻底凉了，县委通讯组记者背的相机，价格最少也得4、500块钱，100块钱只能买台“傻瓜”相机，人人都一样，对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不达到目的誓不甘休，经过和卖照相机老板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85块钱价格，购买了一台HaiyanII相机（海燕，lSO100、cds1：4、38mm，手动、胶片），这台相机所拍的照片，虽然没有一张上过大小报刊，总算圆了我的“相机梦”。从91年辞去家乡工作，外出打工至今，无论我漂泊、流浪到哪，什么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扔掉，唯有这台相机不能扔，因为她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回忆的东西。

100块钱，对一个有钱人家庭来说，并不算钱，可对我一个17岁就失去父亲，姊妹多，家庭贫穷的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在当时那个一斤猪肉价钱只有3角多钱的年头，100块钱，可以买回很多东西。当我怀揣相机回到家里，看见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为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大，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操劳过度满面苍老的母亲，眼泪止不住的流满双腮。因为，如果当时母亲知道我花100块钱，买了台无用的东西，肯定会伤心很长时间，所以这台相机只到三年后，我才敢拿出来用，才让母亲知道。每当我拿出这台相机，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流下来。

91年，我辞去家乡工作，加入打工者行列，从此成了一名漂泊不定、流浪者，不过，我与其他打工者有所不同的是，我是怀揣在家乡工作，获得的一摞摞“荣誉证书”，和发表文章剪贴本圆自己记者梦出来的，为找工作虽然吃了不少苦头，通过自己奋力打拼，终于圆了自己的“记者梦”。

市场竞争，人才竞争，近几年很多同行兄弟们都感叹说，记者这碗饭也不好吃了，过去报社（杂志）招聘记者，只要求文字功底好，现在招聘记者除要求应聘者不仅有文字功底，还有摄影、计算机功底，现在的记者都是多面手，文字、摄影、打字一肩挑。

为了对付人才市场挑战，2001年，笔者拥有了第二台“凤凰”胶片相机，市场竞争，工业发达，这台“凤凰”还没两年，就被数码相机淘汰了，2003年在形式逼迫下，笔者拥有了自己第三台像素150万“尼康”小数码，没想到这台花2000多块钱买的“尼康”，刚刚用一年多，很快被像素500、600、700万数码相机淘汰，我彻底害怕了，花几千块钱购买的相机，用不到几个月，价格突然降价几百块钱，又被更高像素相机淘汰，实在折腾不起了。

买新的咱折腾不起，咱走个捷径转到二手市场，2008年，掏3000多块钱，从二手市场买台佳能300D。“老吴，你怎么还用这破玩意？你这破玩意应该换换了，拿出来就不怕丢人……朋友们开玩笑说。”谁不想玩高档的，需要经济条件。

搞摄影也如战士上战场，没有精良的设备，你拿什么打败敌人？拿什么把“敌人”消灭掉？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搞摄影虽然没有战场残酷，但没有好相机，你就拍不出好作品，2006年5月，我到二手市场卖掉过去用的老相机，狠狠心瞒着妻子凑了近一万块钱买了台尼康D80（包括镜头）。2008年8月，为了一下自己摄影设备，又花了2000多块钱，到商场买了台便携式佳能A650IS数码相机。

随着生活的变迁和不断提高，说明了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技术，2012年1月，在同妻子商量后，狠心到尼康相机专卖店花近二万更加充实元买了D7000机身和18---300镜头。从当年百元到几千元，从几千元再到今天二万，相机记录什么？不但记录了我的变迁，还记录了老吴从农民到投递员（通讯员），从打工者到新闻记者，从记者到摄影师。（吴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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