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革是历史留给中国的巨大历史遗产，中国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与如何反思这个遗产有关系。近日由于网络反腐的问题，有人又提起文革的大民主问题，认为网络反腐有文革式大民主之嫌。这个问题很需要澄清。但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我这里仅仅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反思文革的过程及其产生的不同结果，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否定和反思文革开始的。但当时的反思是经历了一个转折的，正是因为这个转折使得中国走向了今天。

3、反思是从“伤痕文学式”的讲述开始的。本来，在一场灾难之后诉说苦难，是反思的自然起点。但这种以诉苦为载体的反思，有一个注定的弱点，这就是，尽管可以说文革的受害者实际上是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但一般地说，上层人物的苦难（主要是作为开国功勋的老一代革命家、老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文化人）更具有讲述性，而普通人的苦难则不太具有讲述性（其实，论苦难的绝对程度，应当是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的黑五类）。更重要的，当时的现实背景是：文革已经结束，华国锋等文革温和派在执政（后被称为凡是派），许多老干部还没有平反。在这种情况下，对文革苦难的诉说，与平反冤假错案和老干部出来掌权的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对文革苦难的诉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上层人物苦难的诉说。而且，在这当中，已经隐隐约约潜含着一种的要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找一下当时“三子”即票子房子和儿子的说法，也可以查找一下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

4、但尽管是如此，这样的反思仍不可避免地开始向文革背后深层的体制原因方向延伸。有两个因素也许对这种延伸起到了作用。一是数以千万计的陆续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中许多人既有与现实接触的感悟，又有逆境中的阅读与思考。二是恢复高考后在高校积聚起来的以百万计的77、78、79大学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同时又有在理论上较深入地思考。这样，对文革的反思，就逐渐接近“专制与极权”的体制问题，他们反思的不仅是文革，也包括文革前的17年。这也是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先声。由于两个原因，这种最初的反思被默认了。一个因素是，当时执政的文革温和派比较软弱，已经自身难保。另一个因素是，相当一部分老干部还没完全掌握权力，也需要借助这种势获得绝对优势。于是当时的气氛就是，人们畅所欲言，改革开放启动。

5、在所谓凡是派下台，老人控制了权力之后，对文革的反思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文革被视为对文革前17年正确路线的偏离，并开始将文革视为“大民主”。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取缔“西单民主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1980年4月8日，由邓小平提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的条文。

6、这个反思的转折点很重要。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个基本原则，官倒，弱势群体成为改革的受害者，权贵体制的形成，稳定压倒一切，都是由这里出发的。

7、我觉得，在今天，仍然存在对文革的两种反思。尽管在感情上有人会觉得很难接受，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对文革的反思来自两个力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思。一种是主张改革的往前走的进步力量的反思，强调的仍然是文革的极权特征。另一种是想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指文革是大民主，暴民政治。一个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却很容易引起歧义的说法是：毛泽东是利用大民主搞个人独裁。而在现实中，一些反思也很容易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说法。你一说现在腐败，他就说文革的时候更腐败。什么意思？反思文革成了对现在腐败的辩护？你一说现在贫富差距大，他就说，文革时候贫富差距更大。什么意思？反思文革成了对现在贫富差距的辩护？所以，如何反思文革，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