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安-麦可尔斯：表象和真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笨笨嘉

当代艺术给我的感觉就是坐在机器后面的人试图在说些什么，但是他们根本无话可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艺术摄影这么让人乏味的原因，真的是非常烦人，极端乏味。大家的创作共有一个很小的最小公分母，不过是在陈腐地重复自己，当然作品是一张比一张大。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贡献给摄影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们让摄影作品的尺寸越来越大，人们根本不在乎作品到底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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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我觉得在2001年出版的《没有答案的问题》一书中，您文字的诗性和哲学色彩都达到了顶峰。似乎在这本书里文字比照片在“表达”上更有效？
        麦：是的，绝对是这样。你可以用文字达到照片所不能达到的内在的深度。比如，我对着一张我母亲、父亲和兄弟的照片，但是我发现照片根本不能告诉你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不会告诉你我父亲酗酒过度、抽烟过度、会在68岁死去，不会告诉你他和我母亲根本不关心彼此——关于他们的最重要的事情根本在照片里面看不出来。看一个人的照片根本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人。我不相信任何表象，况且当人们站在照相机前面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是在被照相：表象和真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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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文字和图片做这样的比较，实际上讨论的是所用媒介的“私密性”的问题：我认为语言比照片更善于做私密的表达。照片不能比语言更深一步地进入事物的内在。比如，如果你要我去描述我对另外一个人的亲密感觉，我会去描述他头发的颜色、我们之间的谈话、和他相处时候的愉悦、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所有这些都可以用语言去形容，但是如果你仅仅是面对他，看着他，很多东西就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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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我会在法国出版一本新作，有可能的话书名会叫做“我写过的文字”（Words that I Have Written），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写过很多的东西（大多数是诗歌），但是很多人并不太了解，所以我很想出版这样一本书，作为文字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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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安·麦可尔斯作品         图片来源：touchpu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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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您是否更愿意被别人称呼为“诗人”，而不是“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麦：我喜欢诗歌，我喜欢语言，我喜欢让事情被出色地表达出来。我刚刚说了“表象和真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很简约的表达。我不知道当时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它很自然地从我脑子里迸出来，有一点哲学意味在里面。当别人称呼我“诗人”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尴尬紧张，我喜欢被这样称呼。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更多的摄影师跑来跑去，像里涅克·戴克斯塔（Rineke Dijkstra）那样照相的时候，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诗歌，而不是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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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没有哪个年轻一代的摄影师是您所特别喜欢的？
        麦：我对当前艺术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并不很关注。任何一种创作模式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因为想法是需要酝酿和演变的。年轻人的创作有一个难以避免的通病，就是都想要立竿见影。他们都很匆忙，都想做辛迪·舍曼，在他们25岁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的一幅作品卖到30万美元。这太美国化了，太急于求成了。你知道，酿酒需要时间，但是现在人们的做法是倒一杯水，往里面掺上酒精、搅拌，然后就勾兑成一杯立等可取的酒了。现在所有人的口气都是：“给我来一个冰激凌蛋筒，要快，现在就要！”每个人都不想等待，不想等待自发地慢慢酝酿自己作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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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您对这类作品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您在新作《照片滑稽剧》一书中自己合成的一个双关语，“Fartist”。
        麦：哈哈，对，那是一个很有趣的词。我觉得整本书非常滑稽，讲究语言，非常有原创性。那本书有点半地下的性质，因为从没有人敢像我那样反对和嘲讽现在的摄影创作。我在那本书里攻击现在的创作者，而且非常尖锐，所以那本书遭到了普遍冷遇，没有批评家愿意去谈论它。那本书最早只是在小范围内有读者，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在各种场合表示喜欢它了。我没有给这本书做什么宣传，但是我觉得它绝对在书架上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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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安·麦可尔斯作品         图片来源：touchpu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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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所以您是在用那本书来做一种视觉化的批评？
        麦：也不能说是通常意义上的“批评”，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种讽刺文学，是一种滑稽的批评。它说出了这个圈子里每个人缄默共守的秘密，并且指出根本就没什么秘密可言：这就像指出皇帝根本没穿衣服。你读过学院派的写作没有？那完全是自成一派，每个人都在谈论法国哲学——苏珊·桑塔格是他们的英雄，她给这种写作定了基调。当我开始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作者非常愚蠢，那种精英写作非常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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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那些被您讽刺过的人回应您没有？
        麦：没有。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给我回应。因为如果他们回应的话，那就意味着是对我写作的一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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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您在书里故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这种毫无疑义的学院式语言来评价辛迪·舍曼的作品？
        麦：辛迪·舍曼是很好的摄影师，但她不是天才。我在书里做了这样一个关于她的评述，全是出于她作品的大红大紫。她的作品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批评家的文本，另外才是照片。如果你去读现在的艺术杂志，就会发现那些得到最多版面来形容的作品通常都是一些平凡、老套的作品。这就比如一个人把所有画布都涂成蓝的，然后杂志就会用20页的篇幅来阐释为什么画布需要被涂成蓝的、为什么是蓝的而不是绿的、蓝和紫的关系等等。那种陈腐的作品往往需要非常多的知识背景和框架去支持和护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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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现在很多艺术的策略正是把艺术品最后的完成阶段交到批评家手里，让他们最终替艺术家来完成对作品含义的阐释，难道不是这样么？
        麦：你用的这个词很有意思，“策略”。是啊，这就是我发现的东西，的确是越来越策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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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安·麦可尔斯作品         图片来源：touchpu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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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让我们把话题回到您自己的作品上。您的作品经常涉及几对概念，其中之一是“爱和死亡”，甚至一本作品集就是以此命名的。您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在过去的40年中是怎样一步步地深入和变化的？
        麦：当我刚开始做照片序列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有关“爱情”和“死亡”的主题，当然还有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还有“自然”。这么多年，我用大量的笔墨在说这个东西，那是我作品最主要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