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坡
如果不经介绍,你不会以为眼前这个清瘦的老人曾是个身经百战的八路军老战士,那副并不考究的眼镜后面,常常不自觉眯起的双眼提醒着你注意,几十年的随军摄影记者生涯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如果不开口,你恐怕也无法想象,这个文弱书生般的老人嗓门是那么洪亮,手势是那么有力,说到激动处,额头青筋凸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火热战场。
“这一张,罗荣桓在传达中央精神,是我随八路军115师师部刚到山东时拍的,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张照片。这张,是梁山战斗场景。再看这张,是1943年八路军攻打赣榆。这里一张,是我们1944年攻打莒县城……”在苏州市平江路历史街区一个宁静的小院里,郝世保,这个80多岁的老八路,指点着一幅幅自己当年冒着日军炮火拍摄的照片,把我们带回了那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岁月。照片微微有些泛黄,但画面依然清晰,看得出作者当年的敬业和后期保存的用心。镜头中,既有八路军战士英勇杀敌的战斗场面,也有抗日根据地群众浓郁的战斗生活场景,老人对厚厚的一沓照片如数家珍。每一张照片后面,都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斗故事。
抗日的号角 激扬的豪情
朝阳在前方冉冉升起,一个八路军小战士站在高高的土墙上,一手紧握着上了刺刀的钢枪,一手举着铜号,挺拔的身体微微前倾,向着朝阳吹响嘹亮的号角。
这是一张逆光拍摄的剪影,尽管看不清战士的表情,但从他高高挺起的胸膛和鼓起的腮帮看,他非常投入,饱含深情。整个画面线条硬朗明快,号角下飘动的红绸增加了整体的动感,让人顿时有一种激动的感觉在胸中荡漾。这张照片在发表时题为《人民抗日的号角》,是郝世保作为八路军随军摄影记者的成名作。
“当时八路军刚刚到达山东,我想拍摄连队从早到晚一天的生活。1939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起了个大早,在驻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司号战士在吹号,我灵机一动,让他爬到一截土墙头上吹,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当时他的号上没有红绸子,我觉得这样不够神气,就让他跑回村里找一截红绸子系上。”说起这张照片的来历,郝世保至今还为自己当年的“创意”感到“得意”。
郝世保的家乡在山西运城,那里的抗日气氛非常活跃。郝世保还在小学时就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活动。当年红军从陕北到达山西宣传抗日,驻地离他家只有几里路,学校里的老师很进步,经常去各村宣传发动,搞募捐,准备欢迎红军。当时读高小五年级的郝世保是个抗日积极分子,是学校的“小学生抗敌后援会”副会长。1937年,薄一波出狱,在山西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一个民间抗日组织。15岁的郝世保从家里偷偷溜出来,跑了50多里路到县城,找到牺盟会,要求参军打鬼子。1937年9月,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郝世保就进了牺盟会游击队,这是八路军的地方武装,后来成为115师一部分。
一个15岁的热血少年就这样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高小文化的郝世保算得上是部队中的秀才了,一进部队就当了宣传员,负责管理照相器材。八路军115师一过黄河就打了平型关战役。当时郝世保的任务是管好一匹马,马身上驮着首长的箱子和照相器材。平型关战役后,郝世保随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挺进晋西。
1939年5月初,大概是5月4日,我军部队到达泰安西部的无盐村,那时郝世保在师部当摄影员兼保卫干事。郝世保指着一张照片说:“这张照片,上面是我们刚刚到达无盐村,罗荣桓同志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我还记得,主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辟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张照片。过了两天,我就拍到了那张《人民战争的号角》。” 相机7斤半 急了埋起来
“进了山东敌占区,我们就和小鬼子缠上了。惊心动魄的战斗一件接着一件,大多数我都拍到了照片,但是那次遭遇战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了迅速转移,不得不找个地方把相机埋起来,根本没办法拍照。”说起那次危险的经历,郝世保流露的不是恐惧,而是深深的遗憾。
1939年5月7日,日军获悉我八路军115师师部驻扎在泰西无盐村,立即集结重兵疯狂扑来,5000多名日军带着100多门大炮分九路合围无盐,很快,战斗在离无盐村10里路的地方打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万分危急。
因为当时我军是在敌后挺进,要通过日寇的重重封锁线和围剿,部队不可能大批集结统一行动,而是化整为零分批进军,一批最多一个营。师部包括司令部、政治部、保卫部等几个机关的600多人,但真正能打仗的也就是保卫部下属的两个警卫连和一个骑兵连。敌人把我们包围在一个直径八九里的狭小区域内,我军的骑兵连集中火力往一个方向猛冲,想撕开一个口子冲出去,但是冲了几次,都被打回来了。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大家正要吃饭,没等饭烧熟,激烈的战斗又打响了。没有碗,就在河沟里捡个石头片,从锅里挖了点半生不熟的米饭抓着吃。此时,首长命令附近一个营的部队立刻赶来增援。
“附近有座山,当地老百姓称为肥猪山,是个制高点。我们就在山里和敌人兜圈子。那天很热,又没水喝,大家渴坏了。跑到山上,发现了一个水坑,老百姓平时在那里放羊,水坑周围都是羊屎蛋子,但是大家根本顾不上这些,捧起水就喝。我实在太饿了,扯了两把小树上的嫩叶子就吃。
“这时候,我援军赶到了肥猪山,日寇往山上发动了10多次疯狂进攻,都被我军击退,丢下1500多具尸体。到了天黑,日军把九路山口全部堵住,妄图等到天亮一举合围。半夜,趁着敌人疲惫不堪,我军从山坡上斜插出去,顺利突围成功。第二天天明时分,部队回到无盐村。这一场危险的遭遇战中,我军机智周旋,敌人损兵折将,还被我军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和一大箱子战利品。
“我的相机太重,根本没法带,战斗一打响,我只能找个地方把它掩埋起来,等敌人退了再去取出来。”郝世保说,他那时用的相机,是红军到达陕北时从马鸿逵部缴获的,机身是美国造的,镜头则是法国货,重达7斤半,携带确实不太方便,在紧急转移的情况下,只好委屈它暂时在地下呆一会儿了。 最爽的伏击 最险的照片
经过了最初的艰难险阻,八路军在山东迅速扎根。“你看这张照片,八路军穿着当地老百姓的蓑衣在埋伏,就是我在梁山战斗中拍摄的。这一仗,我们兜住了鬼子一个大队。”郝世保双眼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1939年8月2日,郝世保随师部转战到了梁山。这时的梁山,早已不是《水浒传》里描绘的那样八百里水泊浩浩荡荡,梁山就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山包,这样的地形并不适合打游击。就在这一天,驻防滕县至兖州一带的日军第32师团的长田大队约600多人,从汶上县城出发,气势汹汹地向我军活动区进逼。他们以步兵为主,有500多人,还有一个上百人的师团直属炮兵连,拖着两门刚从意大利进口的大口径野炮,在梁山东南近40里处渡过京杭大运河,准备扫荡。
得知敌人要来扫荡的消息,师部首长分析敌情,经过周密准备,在离梁山二三里的地方设下埋伏。设伏地点是一条敌人必经的干河沟,战士们就沿着河沟散开,等着日军来钻我们的“口袋”。
下午4点多,敌人出现了。看着地平线上日军大摇大摆的身影,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这些鬼子平日肆无忌惮惯了,此时还不知已经死到临头,虽然排着两路纵队,但是队形散漫,队伍前面也没有尖兵探路。“鬼子队伍里的两门大炮,一门炮身连同两辆弹药车一共有八匹健马拉着,上面摇摇晃晃坐着6个鬼子兵,气派可大了。战士们瞧在眼里,气在心里,一个个憋着一股劲,就等着首长一声令下!”郝世保说到这里,猛地做了个下令的手势,仿佛鬼子就在眼前。
“眼看着鬼子的队伍离我们越来越近,终于到了离我们大约百十米的地方,罗荣桓喊了一声‘打!’顿时,我军机枪、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开火。”郝世保手中的照片上,两个披着蓑衣的战士趴在一个小土包上,正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这是师部警卫连惟一的一挺重机枪———玛克沁,也是汉阳造里面最老的一种,打的时候为了给枪管降温要不停地灌水,机枪手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壶水。当时我就在这挺重机枪的机枪手身后,我们的战士半蹲着身子,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击,他们披着蓑衣,在8月天里既能很好地伪装又能透气。枪声一响后虽然沟外打得热闹,但是我没有乱动,一门心思找角度,对焦距,‘喀嚓’一响,终于照到了这张我军在梁山歼敌的照片。”
鬼子突遭我军袭击,一下子队伍全乱了,根本顾不上皇军的体面,一个个躲的躲,趴的趴,就像是炸开了的马蜂窝。但是日军毕竟训练有素,经过刚开始的混乱,马上回过神来,开始和我军对射起来,他们的炮兵也架起大炮向我军阵地猛烈轰击。师部那挺重机枪火力点立刻成了鬼子的攻击重点,一时间机枪阵地前硝烟弥漫。突然,“呜———”的一声,一发炮弹裹携着刺穿空气的尖厉嘶叫声向机枪阵地飞来,但是在我们前面的硬土堆上弹了一下,又从我头顶飞过,落在我身后大约30多米远的一个小土包上,炸得碎泥石在我们后背上乱飞。真是太险了!“这是离敌人最近、也是最险的一张照片。”郝世保说。 交出照相机 拿枪打鬼子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鬼子遭受了惨重伤亡,退缩到了梁山西南约2里的独山庄。由于担心鬼子的飞机轰炸,我军及时撤上梁山休整。
吃过晚饭后,战士们还沉浸在刚才痛击鬼子的欢快中。部队首长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尽管我军劣势很明显,但是仍有取胜的把握:师部机关仅有两个警卫连270多人的战斗人员、38人的骑兵连,余下的都是机关勤杂人员,而且大都是轻武器,但是敌人远离据点和交通要道,孤军深入,而且刚刚遭到我军痛击,伤亡惨重,惊魂未定,又到了我军擅长的夜战时刻,不能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务必全歼!首长决心一下,立刻部署准备作战。
听说要坚决消灭鬼子,大家的战斗情绪一下被调动起来了。除了警卫连,师部机关的干部和勤杂人员也编成了战斗班,准备情况危险时也上阵地杀几个鬼子。这时,保卫部的王部长把郝世保叫到身边说:“你把照相机给我,你们三个小同志各带一把驳壳枪、5发子弹和一个手榴弹,绕过鬼子占领的独山庄,到敌人要过渡的河西岸地带担任警戒,假使看到敌人的增援部队就放乱枪拖住他们,要是敌人从那个方向逃跑,也要用麻雀战扰乱他们。”郝世保等三个人接受了任务,约好了联络暗号,夜里9点钟出发了。走了30多里路,夜半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渡口西边的旷野里,进入各自的阵地。
夜幕降临后,龟缩在独山庄的残余鬼子胆战心惊,不敢分散宿营,大多拥挤在村口的一条堤坝上用自己的行军饭盒烧饭。趁着天黑,我们的部队悄悄摸到了村子外围。夜里12点,指挥员向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我军战士利用善于打夜战的特长迅速冲进村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攻击。刹那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四起。日军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慌忙应战。经过几个回合冲锋,杀得鬼子尸首遍地。日军的指挥官一看身陷绝境,于是命令手下的鬼子兵把伤员都集中起来,拉进一个石灰窑里,为了不让这些伤兵成为俘虏,竟然丧心病狂地铺上柴草浇上汽油,点火焚烧自己的同胞。一时间这个石灰窑里烈焰冲天鬼哭狼嚎,显得格外恐怖。
“日本鬼子真是丧心病狂,连自己人都不放过。”说到这里,郝世保连连摇头。
烧死自己的伤兵之后,日军迅速收拢残余部队,占领了独山庄的制高点大王庙等着天亮援兵来了再突围。对于我军来说,战斗要是不能在天亮前结束,敌人的飞机、坦克和骑兵组成的大部队,就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赶来增援,到时候就麻烦了。首长指示,一定要在天亮前消灭敌人!
我军稍作调整之后,决定用警卫一连的一个排组成突击队,其他人员担任火力掩护,在凌晨3点向敌人据守的大王庙发起进攻。但是庙里的鬼子凭借有利地形拼命顽抗,我军突击队正面几次强攻都没有攻进去。就在这时,一排的一位班长挺身请战,带着两位战士,拿了一个炸药包从侧后面迂回。经过一番周折,三个战士终于在庙门一侧不远处炸开了一个豁口,我军一拥向前,冲进了大王庙,经过一番短促交火,负隅顽抗的鬼子全部被歼,早上7点半前漂亮地结束了战斗。
“这一仗,我们以劣势兵力全歼了日军一个大队,俘虏了9个鬼子兵,缴获了两门野炮,电台3部,可以说是一次大大的完胜。”说到这里,郝世保兴奋不已。 没有闪光灯 无缘拍“铁证”
“抗战胜利60周年了,日本有关方面竟然拒不承认当时有‘慰安妇’,我作为当时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和随军记者,用我亲眼目睹的事实来证明,日军用中朝少女做‘慰安妇’是铁的事实,不容抵赖!”郝世保义愤填膺。
1944年10月14日,八路军山东部队决定拔除日军据点,解放莒县县城。当时城内驻扎有日军200多人,伪军莫正明部3000余人。经过我军争取,莫正明决定当晚12点起义,与城外八路军里应外合破城。“当天晚上,我随攻城尖兵部队前进,到夜里12点整到达莒县东南城门口,与等候在那里的莫正明等4人接上了头。一进城门,我们占领了制高点,把重机枪架到了城门楼上,对准鬼子的炮楼。”当晚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城内200多名日军主要盘踞在西北角的一个三层大碉堡里。尖兵部队进城后,我军主力部队随即沿街道多路向西北方向展开。 “莫正明派人领路,我紧跟着一支部队往西走,一路小跑占领一条大街,忽然发现前边有一处门上悬挂着灯笼,带路的群众说这是‘小红楼’,是鬼子逛窑子的地方。我有手枪,就冲了进去,紧接着军区文工团分队长李密同志也冲了进去。刚才还在这里浪荡的两个日本鬼子听到风声赶紧翻墙逃跑,里面留下3名‘慰安妇’和1名日本老鸨。老鸨穿着黄色和服,正在看管着3名‘慰安妇’。3个‘慰安妇’看样子只有十八九岁,有的是朝鲜人,有的是我国东北人,她们被困在架起来的‘塌塌米’床上,穿着白色睡衣,床边角上都是滑石粉、避孕套,满屋子一股怪香臭气。”事隔60多年,但是老八路回忆起当年的一幕,仿佛就在昨天,“可惜我当时没有闪光灯,不能把这些都拍下来。为了防止敌人反扑,我们很快从小楼撤了出来。当夜,我军四面包围了鬼子的据点。”
日军碉堡是个5间房子的大楼,碉堡外面是个土围子,围子的外面还有一层土围子,很难打。“第二天晚上我们把土围子墙上打得乌黑,但是没有拿下来。经过休整,第四天晚上接着打。当时我们注意到,围子四周都是日军堆的路障,我们就把那些木头像柴火一样烧了起来,然后丢到围子里,就这样,把200多鬼子全烧死了。”
诸城200多名日军闻听消息赶来增援,被我军另外一支部队在离莒县城几十里的地方设伏围歼。当时莫正明部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团不想反正,想等着鬼子来支援。我军消灭了碉堡里的日军后立刻对这股伪军展开进攻,还没打多久,那边的伪军用个竹竿绑个白手帕举起来了。郝世保拍下了这个镜头。 自制土设备 土法洗照片
据说郝世保有个专门的房间存放他的宝贝照片和底片,家里其他人包括老伴都不让进那个特殊的房间。很多朋友,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此表示好奇,想看看他的“藏片馆”,但是老人就是不答应。
郝世保说:“有人还骂我不近人情哩!因为这些东西年代久了容易发黄变形,人进进出出门开门闭就会把外面的潮气带进去,使照片发霉。我这些照片都是珍贵的历史纪念,不能让它因为保管不善被毁掉。”
这些照片是怎样冲印出来的呢?要知道那可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抗战时代!
郝世保给我们看了他的宝贝———一个搪瓷盆,里面装着三样东西,镜框一样的木头架,一张普通红纸糊的罩子,还有一个黝黑的纸包。
“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围剿我们、封锁我们,什么东西都缺,照相器材更缺了。起先我用的是7斤半的大相机,后来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了一台德国相机,条件稍微好一些。没有闪光灯,我就自己改装,买来镁粉,想办法把它和相机连接起来。刚开始不懂,有一次开大会,光线很暗,我头一回用自制的闪光灯拍照,结果把灯打在相机前面去了,照出来一片白光,什么也没有。后来总结了经验,慢慢用熟了。”说起这个,郝世保至今还觉得好笑。
那时拍照用的胶片,大多是郝世保从山西带来的,因为数量少,拍的时候就得省着用,要看事件重不重要,很重要的拍1张,要特别重要的才能拍两张。拍好了以后,要等夜里借老乡的房子,先用布头、被子把房屋漏光的地方堵上,然后躲在被子里,慢慢地把拍好的胶片剪下来。接着就是冲洗,这可有讲究了。由于没有钟表来计时,冲洗的时间把握不好,于是郝世保和战友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点上一根香,用它来计时。先把剪下的胶卷放到显影液里冲,由于没有正规器械,只能凭经验,先把两张胶片同时放进显影液,等正面全部变黑之后,再翻过来,看两张胶片之间的缝隙越来越明显了,那就说明差不多了,那个时候要把胶片拿出来放进定影液里,最后再用清水冲胶片,要冲一两个小时才行,最后挂起来晾干。
房子光源都堵住了,黑灯瞎火的怎么看得见如何冲印呢?
“这不是还有个宝贝吗?”郝世保拿起那只红纸做成的灯罩,神秘一笑,“你知道一般冲洗胶卷的时候都要用到红灯,可是我们哪里有啊,这不,就用这个代替,把这个红纸罩罩在一只煤油灯上,不就成了一盏红灯了吗?”
下一步呢?“胶片冲好后,就要晒印制成照片,这一步更绝,把相纸放在这个木头‘镜框’里,再把底片压上去盖好,等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就在窗边弄条小缝,把‘镜框’在光源处晃四下,反复几次,这样一张土法冲成的照片算是成功了。现在说起来虽然简单,但当时可是我们几个人反反复复试验了很多遍才成功的,冲洗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环节把握不好,一张照片就搞砸了。”
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如此来之不易,难怪郝世保珍爱有加、密不示人了。老人说:“也不是藏了不让看,我这次就把所有抗战时期的照片都找出来了,放大,办展览,让大家看看,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当年是在什么样恶劣的条件下,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为自己当年的经历和记录感到骄傲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