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知的文化探险：英国摄影家戴乐访谈

笨笨嘉

不可知的文化探险：英国摄影家戴乐访谈

发布时间：2009-06-10 来源：无忌原创 作者：满异 Nicola Kielty 责任编辑：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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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碑”为镜：英国摄影师戴乐的中国隐喻

        英国摄影家戴乐（Christopher Taylor）的系列作品“碑”正在上海全摄影画廊展出。戴乐的“碑”系列游荡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描摹的边缘地带，以罕见的压抑情绪回应不可阻挡的进程——在历史与文化变革的面前，发出来自个人的声音。好比“剑走偏锋”，戴乐不拍中国百姓，不拍乡土民风，却花了几年时间拍出一套空镜头构成的“碑”。这个名词已经与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远，却对中国摄影家们是个提醒，我们是否也该注意些别的？

        从科学家到文化人再到摄影家，英国人戴乐并不介意外界给他的“身份”。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融入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探索，不论在冰岛、印度还是中国，他的摄影作品都构筑在丰厚的知识积累之上。摄影不是目的，而是引发探索和情感表达的通道。“无心插柳柳成荫”，科学家的缜密思维和文化人的独到角度，使戴乐的摄影作品无论在社会文化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都保持了一定的高度。

相机型号: SONY DSC-W12    iso: 100    快门: 1/160s    光圈: f4.5

英国摄影师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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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先介绍下“碑”这个系列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拍摄的，使用什么相机？

        戴乐：我2000年秋天开始“碑”系列的工作。从1988年1月开始，我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游历过中国，然后是在1994年的冬季。在此期间，我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那时我就知道我想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系列作品，但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思考拍摄方式，以及哪里才是我真正想去拍的。最后我决定把范围缩小到黄河流域北部（因为那里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用无人的场景和独特的内容，完成一套摄影系列，以个人化的方式投射出对中国文化的思考。2001年，我申请到了法国文化部的准许和支持，得以继续在中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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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8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很简单的设备——一台古旧的禄莱双反相机（中国的“海鸥”曾是它的一个热门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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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你拍摄的并不都是真的石碑，而重点在于用“碑”的概念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隐喻，这样理解对吗？为什么选择“碑”这个主题？

        戴乐：正如你所说，“碑”是一个隐喻的系列。主题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而是在最近一次来中国，也就是快要拍完这个系列的时候，才决定下来——为了这个系列我三次来到中国，每次都超过2个月。然后在2003年，我再次回来，去平遥摄影节参展（那次的摄影展中，我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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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来我一直使用正方形画幅，我喜欢简洁的构图，视觉主体集中在画面中央。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拍摄了“碑”系列里早期的一些照片，其中的画面主体都有着像“碑”一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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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也就是我开始做这个项目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欧洲，把这些照片给一位文学专业的朋友看。照片令她想起法国诗人和汉学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清末时谢阁兰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那时他写了一本短诗集，上面的诗歌以碑帖的形式录出，这也是受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诗集的名字是“碑” ，内容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却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显现出诗人自己的意志。巧合的是，这似乎正好为我的动机提供了一面镜子。在2001年和2002年，当我回到中国时，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最后，我“借来”诗集的题目“碑”，来命名自己的摄影系列，以此向谢阁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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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碑”系列中镜头全是对准静物和场所，不对准人，似乎保持距离的冷眼旁观。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观看方式呢？

        戴乐：从一开始，我就决定要在画面中消除人物。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有人在照片里，他立刻会成为视觉中心，这并不是我的意图。人物的存在能提供某种安抚的情绪，但安抚的情绪不是我特别要表现的。此外，人物给照片以时间感，而我希望建立永恒感，即时间不存在的感觉。照片一定与个人情感有密切的关系，我只是不喜欢以直白的形式呈现这个意图罢了。因此，就像你所说“似乎保持距离的冷眼旁观”，我很高兴你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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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黄河流域，一个是为了它与过往时代的联系，另外黄土高原的干旱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黄河景观本身，似乎也映射出中国的历史。这样干旱无情的地貌可能有助于制造一种距离感，这一点，大概也吸引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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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你在80年代就来到中国，可以讲讲当时的情况吗？为什么来中国？那时的中国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戴乐：我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次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在那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只在70年代初上学时，曾有一年的历史课有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内容。我的老师像那时的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崇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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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妻子陪同我第一次造访中国，我们游历的范围很广，从香港进入大陆（那时广州似乎是快速发展的地区之一），由新疆喀什离开中国，经喀喇昆仑公路转入巴基斯坦。旅途过程往往非常不舒服，火车极度拥挤，道路状况很差。我记得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开了三天的巴士。那时候兑换货币也很麻烦，甚至很难找到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只有极少数的酒店接受外国人），很少有商店可以购物。难以想象现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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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中国似乎仍然保留着毛泽东时代的痕迹，那时不知道接下来中国的发展会是怎样，我有许多困惑，也感到非常好奇。这是我又回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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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自生物学硕士毕业后你就开始从事摄影了吗？在“碑”系列之前你都拍了些什么？也在其他国家拍摄吗？

         戴乐：我以前是个理科生，毕业后我有好几年都在从事生物学研究，我对摄影的爱好完全与之分开。虽然很多年后，我拍了“节肢动物”系列。我在家里铺上白色背景，给昆虫和蜘蛛拍微距肖像，它们看起来像在表演！也许这些照片的灵感来自我的本行，毕竟做研究时，使用的也是电子显微镜，这与微距摄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