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重要人物蓝志贵访谈

笨笨嘉

黄：哪个流派、哪个画种或谁的绘画作品对您的影响更大?
        蓝：像刚才说的《伏尔加问上的纤夫》、  《蒙娜丽莎》，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大场面的画卷对我印象最深，另外进藏初期看到的一些藏民族唐卡和巨幅壁画都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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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什么人或什么事情对您的摄影产生过重大影响?
        蓝：中国早期的电影都是照相馆拍摄的，我的老师经常讲，《定军山》就是上海一些照相馆的摄影师拍摄的。我们那个照相馆的一些老师也是上海来的。我的老板叫宋惠伯，他是南京人，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时，逃到重庆来拜照相馆。摄影作品对我有影响的还有薛子江、黄翔、朗静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对我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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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我们西藏军区组织参观团到朝鲜去参观，路过重庆，西南军区司令贺龙接见我们。当时接见的时候，我使用的照相机是16片的蔡司照相机，闪光泡有时打不着。贺龙的形象非常高大，非常好，非常善良。我拍了三次打三个闪光泡结果只亮了一个。贺龙看了，就说，“蓝小鬼，你那个照相机过时了，打不燃了，叫你们宣传部长夏川买一个新的嘛，能够跟上时代，你那个过时了。”他很风趣地用湖南口音的四川话说：“哦，小鬼，你的机器打不燃了。”回到拉萨以后，我就领到了一台莱卡M3相机和一台120德国禄莱福莱克斯，我在摄影上有了它们就如虎添翼了。后来我用禄莱福莱克斯拍了很多精彩镜头，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由这台机器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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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庄学本先生只到过康藏地区调查采访拍摄，他一生非常想去西藏，但一直未能成行。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拍摄西藏的代表人物，您能谈谈当时与您一同进藏的摄影人的一些情况吗?
        蓝：代表人物是你的看法吗?
        庄学本先生应该是中国最早拍摄藏族题材的摄影家之一。是上世纪3、40年代吧。我们十八军进藏的摄影工作者有袁克忠、林安波、周信源、闫钦政、倪涛、范士林、罗伟、胡轮翔、许安宁、戈维淼、李万春、于庆坤、陈恒、武清泉、吴植忠、黄若愚和我①。中国摄影史应该记住这些最早拍摄西藏的摄影人的名字。我们这批人最早的是1950年开始进藏的，应该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上第一批拍摄西藏的人，当然民国时期也有少数摄影家去过西藏，1954年修筑康藏公略在拍摄打通雀儿山时戈维淼就光荣牺牲了。我在这批人中岁数算小的，2007年也75岁了。2007年11月28日，袁克忠在北京逝世，我很难过-我们这批人中没剩下几个了。我在这批人中确实比较活跃，除了完成政治上的拍摄任务以外，我还拍摄了很多西藏民俗、西藏人物、西藏宗教以及西藏发生的重大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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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这批人中哪些人的底片保存得很完整?哪些人在当时像您一样有独特的拍摄视角?这些人的原作在哪里能够看到?
        蓝：想看到这些人的原作比较难了。我记得，1991年西藏文联、西藏摄影家协会选了我们这些老摄影家中的几个代表，举办了袁克忠、蓝志贵、陈珺、林安波、陈忠烈西藏摄影艺术展。当时，我也来组织联络过作者，选择底片，放大作品，其中很多人的底片都很难找到了。当时林安波只找到了2张底片，参展了2幅作品。又过了十几年，情况变化很大，就是活着的人也很难联系上了。看到底片和原作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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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1958年您拍摄的《拉萨节日的欢乐》于1959年荣获中国当代摄影史上第一个国际金奖，请您谈谈创作这幅作品的情况及当时由中国摄影家协会送展的情况。
        蓝：《拉萨节日的欢乐》两次荣获国际金奖：第一次是1959年10月3日荣获民主德国社会主义胜利国际摄影展金奖，第二次是1959年11月12日荣获第三届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摄影艺术展金奖。②《拉萨节日的欢乐》是我的代表作之一，拍摄于1958年藏历元月“传大召”期间。1955年春节期间，我观察和拍摄了藏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在拉萨“传召”的各种宗教活动。  “传大召”的21天活动中，除三大寺近三万喇嘛集中于大召寺诵经外，还有灯节、元帅点兵、送鬼和赛宝会等活动。这些活动中尤以“送鬼”的场面庞大。我当时想，能将这个有气魄的场面记录下来对后人认识西藏的宗教文化一定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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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我拍摄“传召”以后分析了拍摄的照片，认为庞大的宗教活动场面，没有半点组织加工的可能，因而选择拍摄角度和控制场景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在“送鬼”仪式中，有“用法术压邪”，“武术压邪”和“凯旋”等三个主要场面，其中“凯旋”是表现鬼魔瘟神被除尽，人们在新的一年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时，火炮齐鸣欢迎古装骑士胜利归来，矫健的骑士们绕场一周，长约四分钟：于是整个送鬼仪式在铁蹄声和炮声中结束。我准备选择有代表性的“凯旋”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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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思成熟了，场面也选择好了，我准备在1956年“传召”期拍照，但因当时不在拉萨，没有拍成。1957年光线不好，也未拍成，1958年才算拍成。应当说，对主题思想和场面有了精确的把握后，角度的选择就不困难了，但是当时“传召”期间，一切治安由铁棒喇嘛维持，如果不服从铁棒喇嘛的安排，进入活动范围的人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摄影点，我也不可能专心拍摄。另一方面，人群拥挤，活动的摄影点也不可能拍摄到构思中理想的瞬间。只有选择好固定的拍摄地点，才能有把握拍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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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以往的实际体会，对骑士绕场一周，人群变动的位置、光线、气氛等等，我事先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安排。从完整的构图出发，我选定附近一间民房房顶为摄影点。前三天与房东交了朋友，说明我的意图，同时对安全方面也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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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我准备了禄莱F：2．8双镜头反光摄影机和二号黄滤色镜及其他附件，因当时风沙很大，我把相机置于大衣里面，这样既防风又不容易被发现，我提前6小时进入立足点。当仪式开始的时候，对其他场面一律放过，因为我要拍的比较理想的场面只有二分之一秒的时间，当时我一面考虑到火炮对相机的震动，硝烟和风沙的遮盖，光的变化，左右人群对拍照的影响等，一面集中一切注意力，等待高潮的到来，当我一切准备妥当，“凯旋”的古装骑士开始出场，这时刚好从云缝中射出一丝阳光，照亮广场，铁蹄下风沙四起，远处的勇士们，隐没在风沙和硝烟中：布达拉宫前景的透视感也鲜明起来，人群被精彩的表演吸引着。于是，我按动快门，这《拉萨节日的欢乐》也完成了。  

        为了拍摄这张照片，经历了三个“传召”期，也就是三年。

        由于在构思方面，有明确的意图，因而对场面、角度的选择和对客观困难的估计，都掌握得比较准确，所以才能按自己的主观愿望顺利地将作品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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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入选1958年第二届全国影展后在1959年第二期《中国摄影》上发表，反响比较强烈，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来信调底片放大照片参加国际影展，中国摄影大师张印泉先生在北京亲自为我放大，由中国摄影学会展览部选送参加民主德国和匈牙利国际摄影展览，我记得当时送展的作品有侯波的《毛主席与亚非拉朋友在一起》、吕厚民的《欢送志愿军回国》等几十幅作品。获奖后中国摄影学会向西藏军区发了贺电告知我荣获国际金奖。1959年11月《中国摄影》编辑部也来信约稿让我谈一淡《拉萨节日的欢乐》创作体会。1960年，《中国摄影》第一期刊发了我撰写的《我怎样创作“拉萨节日的欢乐”》和中国摄影大师庄学本为我写的评论文章《拉萨节日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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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我知道您荣获匈牙利国际金奖后很快就将这个白金奖牌交中国摄影学会保存，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蓝：这个奖牌一直没有颁发到我手里，1959年获奖后，匈牙利摄影协会颁发奖牌给我是通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转交中国摄影学会给我的。但中国摄影学会一直没有将金牌颁发到我手上。中国摄影学会后来做工作说这是中国摄影界很重要的一个奖项，这个奖牌应该放在中国摄影学会以便学术研究和陈列展览之用，当时我想中国摄影学会也做了不少工作，没有他们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个金奖，我就没有追要。1961年8月1日，中国摄影学会给我寄来感谢状(收藏证)，这张证书我一直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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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那您是什么时候看到这块金牌的?您还记得金牌的质地和图案吗?
        蓝：我是几年以后到北京出差，中国摄影学会他们专门拿出来给我看的，奖牌是一块白金质感的圆盘，上面有一个少女吹箫的图案和一些文字，做得非常精美，我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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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庄学本先生曾经给您写过评论文章，请问您与他的个人关系如何?
        蓝：庄学本先生，我也只是在开会时见过他，他给我写文章是《中国摄影》杂志组织的。他拍摄的康藏地区作品，少数民族摄影作品，我都看过。我对他的摄影精神很敬佩，他自己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对他的那个吃苦精神我印象特深。他拍摄的一些民风民俗的照片在《民族画报》上我也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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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与他并不是特别熟悉，但他晚年挨整，我还是很同情。他回到上海后，我还了解过他的情况，听说整得很惨，如果我当时有他的地址，一定会在经济上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