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重要人物蓝志贵访谈

笨笨嘉

  黄：您如何评价庄学本先生的摄影作品?
        蓝：《民族画报》发表过他的一些作品，康藏地区拍摄的一些照片，我当时印象很深，现在时间长了，具体作品已经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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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您曾经在当时拍摄过关于西藏少数民族的照片，这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是否与受过庄学本先生的影响有关?
        蓝：庄学本先生的影响是有一些，但我最主要的是对人文、民风、民俗一直都很喜欢，我有自己的主见，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至今我也感觉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些民风民俗很快就会消失了，现在看来就已经消失了。现在的有些东西感觉是重演，像戏剧舞台上的重演，不是原来的东西，如我原来拍的就是西藏人民的服装，现在人拍西藏的服饰则多是舞台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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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节在布达拉宫脚下》1956年 蓝志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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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很多学者认为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的中国摄影完全是以政治的或者是以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为面貌出现的，但这批西藏少数民族的摄影作品，在今天看来非常具有人文关怀和独立的个人视角在里面。请问您在当时是如伺处理工作任务的拍摄和完全个人化视角的独立拍摄之间的关系的?
        蓝：1949年到1976年摄影完全是作为一种政治服务的工具，或是以意识形态宣传为面貌出现的，我不这样看。从我自己来说，我除了完成政治上的需要，上面要求的报道以外，其他时间都属于我个人所有，我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从小就受万物有灵的影响，我觉得自然界万物、人物都是有灵性的，有个性的，后来又受过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影响，一些造型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摄影不仅是一门瞬间艺术，还是一种造型艺术，也是一种记录的艺术，它除了完成政治任务以外，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去拍什么，我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我把我的任务完成以后，其他的时间由我来进行独立的思考、表达和有想法的拍摄。所以后来才有了这些好作品的出现。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拍摄了一组西藏姑娘沐浴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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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一些贵族美女在拉萨郊外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油菜花开放的池塘中，全裸沐浴着，我赶去拍摄，她们也不拒绝，我拍了很多具有人体魅力的艺术照片。1957年“反右”以后的一些历史运动中，有人就将这些作品拿出来批判我，我一气之下，将底片全部烧毁了。后来西藏军区有一个首长来问我，“蓝志贵你那些裸体照片还有没有”，我说“你们批判我，我早都烧掉了”，他说太可惜了，这里面有几张还可以再得个国际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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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是1957年前拍的吗?当时拍了多少张底片?现在还能找到几张底片吗?

           蓝：大约是1956年拍摄的，拍了100多张，全都烧了。

        黄：如果不烧这批图片，这应该是第一批反映西藏人体美的照片吧?
        蓝：应该是这样的，我的同事肯定没有拍过这类题材。

        黄：在拍摄这些照片(西藏少数民族摄影作品)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沟通上的麻烦?
        蓝：开头是有，后来就没有了，因为我一边深入观察生活，一边和藏族人民交朋友。1950年我就开始学习藏语，1956年我到察隅去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叫白玛的一个小伙子交朋友，一路上教我说藏语、唱藏歌，他教我的藏歌我现在还会唱，我给你们唱一段啊：(这时蓝志贵唱起了1956年向白玛学习的藏歌)歌词大意是：毛牛哟毛牛哟你何必看着我，乌鸦哟乌鸦哟你何必多嘴啊……到了1957年，我已经能用藏语自如地与别人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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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我知道您娶了一名藏族妇女干部为妻，把一生献给了西藏，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蓝：那时我们进藏的工作人员、解放军战士要求长期建藏，所以我对西藏很喜爱，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西藏的风俗习惯，他们的饮食、酥油茶我全都习惯，所以我在1959年和一个名叫拉宗卓玛的西藏姑娘相识，她的汉名叫何桂仙，1960年我们结婚了。她是从中央民族学院出来的，参加西藏的民主改革。我们在民主改革当中相识了，她对我的帮助很大。

        是的，我把一生最主要的时间献给了西藏，我的内心深处、我的心灵已融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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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这些照片(西藏少数民族摄影作品)对于您自己意味着什么?
        蓝：这些照片对我自己其实并不重要。很多事情我已经看得很淡，我是跟死神擦肩而过的人，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已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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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些西藏少数民族的照片，有专家说我拍的西藏的少数民族照片完全是一种“断层”，西藏的断层文化。如1958年以前拍的传召和民风民俗照片，民风民俗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服装、穿着，它的民俗完全保存了原始的东西，是继承下来的东西。后来都现代化了，我们汉人去了，他们也汉化，有好多都变化了，跟以前的不一样：现在的服装是下面穿藏装，上面穿西装，就变化了。你看他们呢，藏族姑娘一般上面穿个西装，下面穿个藏族服装，就变了。还有很多人藏装都不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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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这些照片(西藏少数民族摄影作品)的针对性在哪里?
        蓝：我感觉这个事物有好多东西都要消失，我当时拍这些照片，就主要从人文角度，从针对历史的角度，从记录的角度把它保存下来，我想以后就非常珍贵了：现在确实是这样子，有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的摄影，无论你怎么拍，历史的部分你都看不见了，有些东西就不是当时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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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请您淡一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地摄影的一些情况?
        蓝：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们西藏军区专门成立了419部队对付印度侵略者，然后内地又来了一批作战部队。我当时参加了西藏的419部队，着重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拍摄报道。印度在边境搞扩张，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本来就是非法的，当时又向北挺进，沿途修建碉堡、观察哨等军事设施，一路朝麦克马洪线以北向我们扩张：组织上就叫我们参加战地摄影，我在这个时期拍摄了许多重要战役如沙则战役、西山口战役、邦迪拉战役，等等。当时我军称印度兵摆的一路长蛇阵，西山口是头，洛玛宗是腹，邦迪拉是尾，军事上我们叫“打头、锤背，剖腹、切尾”。这几次重大的战役我都参加了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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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419部队出来的，除了完成419部队的任务，我还为内地来的其他部队进行战地摄影，随作战部队冲在前线，死神三次与我擦肩而过。其中有两次非常危险，当时我军有一支部队在与印军作战，我见一些战士在某个高地投掷弹筒，其间与一个排长为打仗投掷弹筒与拍摄角度的问题争论起来。排长对我说，“你拍你的照，我打我的仗，这个高地我就选在这。”我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另外的角度。双方接上火后，一发炮弹落在我们刚才争论的高地上，投弹筒也未发射出去这些英雄都牺牲了。到现在为止，我与他争论的内容还记忆犹新。停战后我还到边境的烈士陵园找过他的名字。另一件危险的事情是，我在追击拍摄中，一梭子弹贴着我的耳边飞过，感觉已经接触到我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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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作战部队追击印军从克吉朗、西山口、德让宗追到了邦迪拉，我们已经能听到印度迪斯普尔这座城市的火车声了。毛主席11月22日下令中央军委停止追击，我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反击战的主要镜头都拍摄下来了。这批图片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军事博物馆展出过几十幅，其他有一百多幅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珍贵的军史资料收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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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近年来关于“文革”时期的图片大量出现，但到目前为止反映西藏“文革”期间的图片很少见到，我知道您拍摄了西藏“文革”时期的一些图片，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蓝：“文革”初期，即1966年到1970年期间，我拍摄了《西藏红卫兵集会》，《藏式忠字舞》、《批斗西藏“牛鬼蛇神”》、《西藏人民创作{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等一批反映西藏“文革”的历史镜头，“文革”初期西藏已经很乱，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变化很快，今天你是革命的，明天就变成反革命的了，所以那个时期西藏的一些媒体就已经停止自己采访，基本上都用通稿了。拿着相机在外拍摄的人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就连穿着军装摄影的人也很少有人记录这些事件，因为那个时代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很大的麻烦，我当时对这些是看得很清的，但我依然延续着我的作风，把一些浸有见过的事情记录，拍摄下来。这个时期基本上是记录，很少表达，因为表达是更危险的事情，就连记录也变得更加危险了。因为记录，半年以后我就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过了半年，我又被平反，变回了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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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将玛尼堆都拆毁了，一些珍贵的文物被打碎或被整件抬起扔到拉萨河里。因为我们是做文化工作的，我们有时也提醒这些孩子们不要太过，但还是无能为力，当时的大环境就是那样一种情况。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人还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老百姓，这样对红卫兵说，那你就更危险了。他们毁坏后，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用相机记录这些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