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辉：《黄羊川计划》是个天马行空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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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也拍了纪录片，在展览的时候，我把纪录片中小孩子说的话贴在墙上。在纪录片里，我也剪了很多空景，如麦子慢慢地摆动的画面。然后我把纪录片中的这些空景投影到儿童的画作上，纪录片中镜头运动时，与画作之间会产生一些互动。有时候光线忽暗忽明，有时候动物跑来跑去，它们重叠在儿童的画作上。这是我比较完整的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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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那通过这些展览，你要呈现的具体理念是怎样的呢？

        周庆辉：在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我准备了一些话写在旁边的，比如“与小孩相互凝视，会发现新的事物，他的肌肤会告诉你，他来自哪里。”这是第一阶段的理念。“无论在什么地方，每一种文明都有如荒野，然后，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都有纯真的梦想。”这是第二阶段的理念。第三阶段理念是：“每一种似是而非的暧昧，合理的怪诞，都会变成儿童天真而又不安的存在。”就像小孩子的身体附加上老人的行为一样，你会觉得很诡异、很怪诞，他们绝不会拥有在麦当劳里吃快餐的孩子一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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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一些有钱人所设想的那样，现实世界远远超出许多理想主义者的想象范围。也就是说，提供一台电脑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大结构的、更深层次的，这不是网际网路能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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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拍出那个人的灵魂”

       色影无忌：在拍摄的时候遇到哪些困难？

        周庆辉：为什么我的工作从2006年持续到2008年？花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的拍摄没有成功。因此照片拍了以后不是马上能看见，我就在北京租一个工作间，冲洗的时候飞到北京去冲。后来，为了节省成本，我就运了一两百公斤的设备去兰州，租了一个空间下来，每天付费，以保证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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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出去拍照都会带上三四个小孩子，租一辆车。每次拍照的时间安排都很复杂，中途还要放饭，而我必须在小孩子放学之前把他们交给学校。同时，每一年的工作时间都很短，从四五月份开始，而到九月以后，天气开始变冷，就不能继续拍摄了。

        第一年的底片冲出来后，我对照片的效果并不满意，于是第二年又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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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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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这些不满意主要是哪些方面？

        周庆辉：比如说，拍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拍出那个人的灵魂。但我却没办法精确地算出每个头颅的大小，譬如有时候他的头会晃动，拍了很多张才能选出有一张不晃动的，很细微的晃动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拍摄土墙方面，我是画完了就拍，拍完就砸洞的。因为我都是拍的正面光，但当再拍的时候，太阳光却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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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那可以打闪光灯。

        周庆辉：我本来想打闪光灯，然后让闪光灯的光跟自然光融合，可是我的闪光灯力量又不够大，无法压制西北那强烈的阳光。可是，当太阳光正面照射的时候，小孩子的眼睛是睁不开的，没法做到自然。所以我得等太阳稍微过去一点，光柔柔的时候，天要亮，却又不能太亮。所以我一天上午只能拍一张，太阳过去后，就不能再拍了。我在每堵墙上都做了记录，包括每堵墙的太阳方位等等。一个早上，一个墙拍不好，那这天早上的拍摄计划就废掉了，下午得到另一堵墙跟前去。这样下来，一天就能拍两三张。

        到2008年，在我拍摄了一整年后，才开始做展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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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你跟小孩拍的时候，怎么沟通呢？

        周庆辉：我会表演，使用肢体语言之类的。当然我也可以跟老师沟通，通过老师慢慢跟他们沟通。他们刚到摄影棚时会很紧张，他们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摄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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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我以前拍报道摄影的时候，我拍过很多人，我一直记得他们。而这次拍摄，我觉得他们会记得我，因为在他们那么小年纪时，有人来拍他们，换成我，等我老了，我都会记得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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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但这样子的沟通可能还是会有些困难。

        周庆辉：我拍第一个小孩的时候，这个小孩会很紧张，等到拍第二个小孩的时候，第一个孩子会跟第二个沟通交流，他会跟他说：“你上去不要动。”于是，在他们之间，慢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每天，所有的小孩都会很高兴地等着我，因为出去拍照可以吃得很好，有肉夹馍，有饮料，有矿泉水，而且出去拍照还可以不上课，可以出去玩。拍完回来的小孩会跟其他小孩说一些拍摄的细节，他们之间有固定的沟通方式，如此一来，我拍照就顺畅多了，后来的拍摄就越来越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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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孩在看我拍摄的时候，还会做一些动作。我也会偷偷记下那些动作，在拍半身的时候使用。比如有些小孩会扯小姑娘的辫子，那我就在拍摄的时候跟他们说：“你刚才不是拉别人辫子吗？”然后让她们表演一个拉辫子的动作。一些小孩学老头用树枝掏耳朵，那我拍他们掏耳朵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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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有一张小孩“倒骑驴”的，我印象很深。

        周庆辉：哦，“倒骑驴”是我故意的，我其实也拍过正面骑的。我后来想，为什么不拍倒骑的姿势呢。那堵墙的残缺部分是自己垮掉的，可画在那里的那头驴刚好合适。小孩的脸很黑，而在逆光之下拍出来的效果反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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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多拍摄时，很多决定都是在现场做临时做出的，我的压力其实还是很大的，因为一天的决定带来一天的花费，而一旦决定错了，拍得不好，回到台北以后才能发现，那就得再来一趟，人力物力的消耗很大。第一年拍摄结束后，为了防止设备受潮，我就把设备放在当地农民的粮架上，第二年再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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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辉作品《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