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乃强：不留余地的旁观者 2016-12-13 16:51| 发布者: cpnoz| 查看: 74| 评论: 0|来自: 大师
摘要: "我父亲在海外是搞广告公司的，义父李曼峰在我家画画。"《大师》：翁老，您的家族里面有从事跟艺术相关工作的吗？翁乃强：应该是有，我是印尼华侨，我父亲在海外是搞广告公司的。他从小喜欢画画，他也画画。后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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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d]"我父亲在海外是搞广告公司的，义父李曼峰在我家画画。" 《大师》：翁老，您的家族里面有从事跟艺术相关工作的吗？ 翁乃强：应该是有，我是印尼华侨，我父亲在海外是搞广告公司的。他从小喜欢画画，他也画画。后来跟一个很有名的印尼画家李曼峰两个人合作，搞了一个广告公司，那个时候还搞了照相馆。后来搞电影公司，拍印尼的故事片。 所以我小的时候受到我父亲，还有我的义父，就是李曼峰的影响。我的义父李曼峰在我家里的那个时候画画，画静物、人像，我经常去看他画画，所以都很喜欢的。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影响吧，所以让我回国以后，初中毕业就选择美术，考上美术学院附中，学美术，从事美术。 "我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学怎么冲胶卷、印照片了。" 《大师》：还记得您第一次拿相机的时候吗？拍的什么？ 翁乃强：我那个时候，在印尼都是小的时候，十一二岁。我家庭就是照相馆，经常看见我父亲给别人照相，自己也动动相机什么的。后来我父亲看我挺喜欢照相的，给我买了一个相机。那个时候是蔡司折叠式的，可以拍8张，加一个框子，可以拍16张的那种相机。 12岁给我买了一个相机之后，我自己就在学校里面拍拍同学，拍拍学校的一些活动，就在上学的时候拍照。也拍一点风光，那个时候到了印尼的火山、覆舟山，到风景好的地方拍一些照片，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学。 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启蒙老师，是一个海南人，叫周昌平，他是《生活报》的摄影记者。《生活报》就在我们家里，我父亲一开始支持华侨进步报纸，那个报纸就在我们家里，所以说我们经常碰见好多记者。那个摄影记者叫周昌平。 我父亲跟他说，周先生，我那个小孩很喜欢照相，你教教他吧。"好啊，我照相的时候让他跟着我。"我有时候就跟着他，我没事的时候，放学或者什么时候，他刚好有事拍个照，他就教我。教我怎么冲胶卷，教我怎么印照片。我那个时候十一二岁就开始了。 "他拍照不是给我们留念，他拍的是汽车上贴的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 《大师》：那个时候您对摄影的功能怎么理解的？ 翁乃强：那个时候就是好玩嘛，我父亲开照相馆，拍了好多照片，我们家里的照片，还有外边的照片，还有照相馆里面照节日。到印尼有个八月十一也是元宵节，那个时候街上人很多，到我家去照相的人特别多，我小的时候就爱看他们照相。 那个表情，各种各样的表情，人物有各种各样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表情挺有意思的，所以说是受过这方面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事，现在想起来，我就感觉这个摄影的功能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日本人到印尼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抓人了，抓一些华侨，抓一些进步人士。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叫我们几个孩子在一个汽车前，我家里那个时候有汽车，汽车前面几个小孩在拍照。他拍照不是给我们留念，他拍的是在汽车上面贴的一个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 就是日本人到哪儿就把所有的汽车都封了，不让你拿走。就是留下了那个照片，这样子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感觉这个照片可以记录一些事，一个事件或什么事。这个照片在电脑里面，待会给你看看。所以说这方面给我印象很深。 "翁乃强，我看你不一定报名当工人了，你还是学画吧。" 翁乃强：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大了以后要搞摄影，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喜欢，给同学留留影，现在还有我们小学同学一块在学校里面得奖，卫生奖什么的，在学校里面一块合影的照片。 后来我回国以后，在学校也是经常给同学拍照，我们附中的同学，二十五中的同学，因为我有照相机了，就喜欢照相。 《大师》：你当时的志愿，是毕业以后当一名工人？ 翁乃强：不，我要当画家。可是那个时候，当时国棉二厂刚好要招工，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初中毕业，刚好国棉二厂招工，我感觉很多人都去报名，要当工人，当工人那时候光荣。我就说，我也去报名参加，当工人好。 那个时候我一个辅导老师，叫周学瑾，二十五中的。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在少先队员时画布置板报，画一些画，插图什么的，负责板报。他知道我喜欢画画。 而且我参加过景山公园的一个少先队的一个美术比赛，我还得了奖，还拿了一个奖牌。这样子以后他就知道我喜欢画画，他就跟我说，翁乃强，你爸爸妈妈在国外呢，你有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你就报名当工人，我看你不一定报名当工人了，你还是学画吧。就这样子我就没有当工人了，就学画。 学画，初中毕业我就考上美术学院附中，就是这个老师鼓励我的，叫周学瑾。 "那时候学校就像自个家，同学互相之间都很亲的，搞反右的时候伤了一些心。" 《大师》：后来你考上美院之后，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艾中信？ 翁乃强：这个是这样子，我在附中美院学习的时候，我有好多老师，像高亚光老师、赵允安老师、丁井文校长，他们都很关心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回国华侨都住校，学校就是自个家，同学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互相之间都很亲的，都很好的。 刚好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搞反右斗争，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被划成右派。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小，都够不上什么右派。反正就是同学之间有一些矛盾，伤了一些心。 另外，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就是考学的时候，刚好讨论应该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一个普通劳动者，还是一个画家。那个时候到最后得出结论是要普通劳动者，这样子以后美院要"掺沙子"，要招一些工农的同学。 我们附中同学很多都是画得很好，都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很多都是很进步的思想。可是在这种思想下，有些同学业务挺好的，都没考上。因为当时要"掺沙子"，从农村、工厂里面调了一些人来学，是这样子的。 我就考，考美院的时候。我一开始想，我是海外回来的，父母亲还在海外，我可能考不上，有一点担心。可是还是要考嘛，就是考试要考。考完了，通过考试以后，给我考试的是谁呢？就是艾中信先生。 他说，乃强，你是海外回来的。我说，是啊，我是印尼回来的。你的爸爸妈妈干什么的？我就说，我爸爸妈妈是印尼的华国华侨，是搞广告公司、电影公司的。反正把我的父亲介绍一下。 他说，你为什么要学美术啊？我说，我喜欢美术，美术能够为人民服务。当时就是这样讲的，为国家服务，我回国的目的也是要为国家服务。后来他说，那你等着，听消息吧。 我那个时候有点紧张，结果一发榜，有我了，考上了。艾中信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知道我的爸爸是海外华侨，我在海外回来的。他就跟我说，翁乃强，你爸爸妈妈都在国外，你有什么事就可以找我，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你，很关心的，就像家长一样受到他的帮助。 "做艺术要出自于生活，要在生活里面去挖掘，而不是主观想象。" 翁乃强：更主要的在学习上面，他后来帮助我很大，对认识一些问题。我的毕业创作，到海南岛。那个时候我到海南岛兴隆农场，我是华侨嘛，我就说，我到兴隆华侨农场去体验，我更能够了解海外华侨的心情吧。结果就到海南的兴隆农场参加他们的青年突击队，砍耙。 砍那个荒山，然后弄育林坑，挖坑，种上橡胶苗，很艰苦的。那个时候吃东西吃什么呢？没有菜，吃黄酱，还有米饭，还有空心菜，每天都吃这个。劳动又很强，海南的地方很热，里面有虫子，飞的虫子，还有咬的。 我就在那边体验生活，搞画画，搞创作。回来以后，我就有一种心情，就是对这些画家青年能够回国，为回国开荒种橡胶苗，做贡献的一种热情，要歌颂他们。所以就有开荒之歌，写了一个题目。就画小草图。 我画的是一个年轻人，光着膀子，在那儿拿着砍耙砍，好像人猿泰山似的，后面又有什么动物，有蛇和什么东西，主观地想怎么歌颂他们。反正歌颂这些青年，就把这些稿子给艾中信看。 他就皱了一个眉头，他说，乃强，我想想，你去找韦启美老师。当时韦启美也负责我们第一工作室，就是吴作人工作室，让我去找他，说他可能给你很好的指导。我说，好。我就给韦先生看。 韦先生说，你这个太概念，没有生活。好像你想象的，你不去你也可以画成这样。我说怎么办呢？结果他说，翁乃强，你的速写画了吗？我说，我画了生活速写。你把速写本给我，我就给他了。 他就翻，一翻，就说，这不是很好嘛，这就是生活，这是开荒之歌。现在我这两个老师都不在，他们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一看，他说，这个是真正的生活。你在工地上画他们的生活，几个女孩子砍耙的时候休息，休息的时候在磨刀、磨镰，有几个拿着小纸片在那儿唱歌，在一个芭蕉树，还开着花的地方，在下面唱歌。 他说，这个才是你看到的，你的生活。你画了这个，为什么要主观地去想象呢，你在生活里面看到的东西就放在一边了。你那个是概念的，好像是喊口号这样子，没有生活。这个给我的体会很大。 后来我的一个毕业创造，就是画的开荒之歌，几个女孩子在那儿唱歌，有的在磨砍耙刀。这样子，后来使我做艺术要出自于生活，要在生活里面去挖掘，而不是主观想象，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 所以你搞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要真正地了解，不要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主观主义的弄虚作假，去摆布。人家农民不是这样，你去摆布成这样子，你要让他怎么站着，让他怎么样，就不真实了，都是你主观的指挥人。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所以后来我拍照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这方面。所以说艾中信是我的恩师，他给我很大的帮助。主要的是在思想跟艺术上面的启发，艾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现在出了好多书。有一个《读画论画》，他分析很多艺术作品、美术作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 看了他的东西、他的教导，让我们提高很快，感觉脑子开朗了，有些东西突然开朗了。当然他现在走了，我的三个老师，吴作人也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我上美术学院第一工作室的时候他的身体不好，就是一年里面我们去拜访他，让他看看，给我们指导、讲讲，具体教学还是艾先生跟韦启美先生，这两个老师都走了。 "王苗拍的《笼里笼外》，就是跟黄祥坤一块到动物园去拍照，黄先生带她的。" 《大师》：你毕业之后就去了《人民中国》吗？ 翁乃强：对，我从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外文局。 这个杂志就是对日本宣传的杂志，日文版《人民中国》。我又碰上了一个好老师——黄祥坤。黄祥坤也是印尼华侨，他原来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摄影记者，后来《南侨日报》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左派吧，在哪儿待不住了，就到印尼去了。 在印尼，他又到《生活报》，《生活报》就在我们家的那个。来《生活报》工作，不久他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就分配到外文局当摄影记者。他认识我，因为他在《生活报》工作过，他跟我爸爸也很好，就认识我。 到那边我就见到他，我说，老黄，你在这儿。他说，是啊。他是我的老师，他在摄影上面很有经验。另外，他很反对摆布，提倡抓拍，要在生活里面去发现。 罗晓韵，还有王苗也是跟他学的，王苗拍的《笼里笼外》，就是跟黄祥坤一块到动物园去拍照，黄先生带她的。 "当时插秧的时候，农民穿着的确良下地插秧，人家都笑话。一看就是摆布的，不真实。" 《大师》：其实他的摄影不摆布、要抓拍，对您的影响非常大？ 翁乃强：影响不小。 《大师》：但是这个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翁乃强：很难得，所以说他到最后挨批判了。他说他吹捧的是资产阶级。其实这个是对的，你不能去强加于人。国家外文局，我们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比较好的，康大川、安淑渠他们都比较了解对外宣传。因为我们《人民中国》对外宣传刊物，廖承志很关心，日文版嘛。 还有当时日本的西园寺公一，还给我们写文章，给我们杂志上提意见。还有好多日本的朋友专家，最主要的有总理跟陈毅都很关心我们外文局对外宣传。他们有些讲话有教导，这个都很重要的。对我的拍摄也很重要的。 比如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廖承志更是很讲究的，就是说拍照要很生动，不要摆布，都是小豆腐块啊。还有外国专家，日本专家都提一些意见，这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有些照片，一看是摆布的，人家就提出意见了。当时插秧的时候，农民穿着的确良下地插秧，人家都笑话。一看就是摆布的，不真实。你是好心，说中国农民生活好了，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人家说，拿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要实事求是，让人家相信你，就是你要说真话。 "《背篓商店》：当时北京郊区连个店也没有，供销社的人赶着毛驴卖小商品。" 《大师》：当时艺术还是要服从于政治嘛，怎么样保证政治正确呢？ 翁乃强：我们把中国的变化，本身中国的一些情况就是政治，你能够很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情况，就是政治。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拍了《背篓商店》，周口店那儿有一个供销社，当时北京郊区连店都没有，都要点煤油灯的。那些供销社的人就要赶着毛驴，驮着油桶，还有小商品。 你听过货郎吗？东北唱歌的那个，就是那个，送货，供销上送货到农村，我去拍那个。很真实的，那个地方很苦。可是日本读者看了以后，他说，这个供销社的人很好。农民是很苦的，衣服穿的大棉袄很脏，可是人家感觉到他们是被关怀，有些人送货到那边去，他们可以买到东西。虽然不是很富裕，可是还有人关心他们。 拍了一组这个，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东西你拍出来之后，人家就感到很美好，中国很美好。虽然当时还刚刚解放，我们穷，又是抗美援朝。中国那个时候说实在很混乱的，不像现在汽车堵车什么的。那个时候很少有汽车，北京现在都有电了，都可以看电视了，那个时候是烧煤油。 谁呢？就是供销社这些人驮着，赶着毛驴给农民送煤油，送小商品。所以说，这些都是很感人的，就是说你要很真实地反映一些生活，很实在地去反映。不像文化大革命前，有些人搞一些弄虚作假，搞一些麦子弄一大堆，让一个小孩坐在上面，说产量有多少，你害人嘛，不是事实嘛。 "做人要实事求是，要真的有诚信，讲话要有良。" 《大师》：能坐4个小孩的，后来有妇女坐到上面。 翁乃强：你弄虚作假这个东西是害人的，你的粮食没有这么多，人家饿得要死，你骗了领导，领导一信就麻烦了。所以说，做人要实事求是，要真的有诚信，讲话要有良心，都是这样子的。 《大师》：您第二年就赶上了文革？ 翁乃强：我是1964年分配到了《人民中国》，过了不久就赶上了文革了。还搞过"四清"，到衡水东团嘛。那个时候农村很苦啊，搞"四清"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农民到最苦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父母亲送子弟参军，带着大红花，没穿衣服，光着膀子，带着大红花。 我拍了一个照片，现在还有呢，给你找出来。学校里面，咱们《大眼睛的姑娘》谢海龙拍的那个。 《大师》：苏明娟。 翁乃强：那个时候小学也跟她一样，拿几个土块放起来，上面放一块板，就是桌子。小学校、民办老师都是那样，很艰苦的，这个是事实，就是那样。 "《人民中国》也在不断改变，后来增加了很多画刊，图片故事都是很生活的东西。" 《大师》：当时他们对《人民中国》的报告任务，有没有一些指示，题材有没有禁区？就是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 翁乃强：没有不一定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当然我们的总编辑，编辑部告诉你，哪些题材很好，哪些东西要拍的，我们有些连载的东西。《人民中国》也在不断地改变，一开始的时候，《人民中国》刚出版的时候，也是以文字为主了，照片就是排排座的，有些接见外宾的一排人，或者近似豆腐块。做了消息似的。 外文局局长罗俊同志，就是说要改进，对外宣传要改进，要图文并茂。让我们美术组的李玉洪，一个华侨，也是搞美编的。让他从封面一直到杂志的构成提出一个方案，里面增加了好多画刊、图片，有介绍中国的艺术、美术、民间艺术，还有生活、小商店、鱼店、自行车铺、存车处，很生活的东西。 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翻翻过去的《人民中国》杂志，你看看有些题材很有意思的。介绍人，比如介绍医院里面麻醉大夫的生活。我第一次拍就是到积水潭医院去，当时我是当美编去的。 后来黄祥坤知道我会照相，他说，你除了美术编排以后，有时间你再去拍拍照。你去拍积水潭的一个麻醉故事，我就去了。我到积水潭医院里面去采访，去拍医院里的工作情况，怎么给病人麻醉，一直到家庭生活，他跟家里的生活怎么样，拍了一组。 结果刊登出来很受欢迎。就反映了人作为一个护士的生活，很有意思。后来他们说，翁乃强你也当记者吧，拍拍照。这样子，我慢慢地就搞摄影了。 "从天安门门洞开始跑，跑到北京饭店就跑不动了，蹲下去了。胃痉挛了。" 翁乃强：搞摄影，刚好1966年左右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反正文化大革命就拍了一些文革的照片。那个时候，我拍照能够见到毛主席、总理，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那特兴奋。 平常拍不到，这个时候能拍到，而且那个时候很激动的，红卫兵啊。说实在的，很感人，这么一个大的场面，轰轰烈烈的，就想把这个事给记录下来。我现在当记者了，有照相机了，而且有彩色片了，我要多拍一点。要把这个时代、这个内容好好地表现出来，就使劲拍。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不怕累，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下面拍照。那个时候要拍毛主席，能跑到观礼台最高的上面，用长镜头。背了好几个相机，又有长的，又有短的，你想想那个相机很重的。一天就是背着那个，结果毛主席坐着车子的时候，我追毛主席那个车拍照的时候。从天安门门洞开始跑，跑到北京饭店就跑不动了，蹲下去了。 那个地方痉挛了，应该是胃。真的跑不动了，感觉到全身没有力气了，就那样尽量拍。可是待一会休息好了，恢复了以后又快点赶回天安门广场去了，因为毛主席又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拍照，尽量多拍。 这个内容也拍，那个内容也拍，各方面都拍，是这样。所以现在记录下来，这个相机也是彩色片、黑白片，拍了彩色、拍黑白，多拍，就是这样拍。 "当时都很自觉的，自己摆好了就好。在观礼台的时候，边上就是蒋铎，他们的大炮在拍照。" 《大师》：那时候分组吗？比如说你是要跑哪个项目？ 翁乃强：没有分组，我就在下面，给我一个流动的记者证，我就流动。我就在广场那儿跑，然后到观礼台跑。后来说拍毛主席，我到观礼台把照相机支架支起来，把长镜头支好，在那儿等着毛主席过来。 《大师》：那时候各家媒体要抢位置吗？ 翁乃强：当时记者也不多，不像现在，现在记者有很多。有个什么活动，你看全都用大炮。后来我在采访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两会"的时候，才看到这么多记者，大炮、小炮的排着一大堆，有外国的、中国的。那个时候记者应该还是不多。 所以，没有什么争抢的情况。当时都很自觉的，自己摆好了就好。我在观礼台的时候，我边上就是蒋铎，他们的大炮在拍照。后来才知道他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我拍的照片有他在那儿。他就在那儿说，这就是我。 还有看见吕相友在楼上面，有个新华社记者在城楼上面拍照，我们从下面看得清楚。 "我当时拍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九次，完了之后拍红卫兵大串联。" 《大师》：但是像当时有彩色条件的没几家吧？ 翁乃强：没几家，这是当时国家给我们对外宣传工作的支持，那个时候要用外汇，在香港用这个镜头的。可是那个时候也不管了，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照片就尽量多拍。现在想，是应该的。要是不多拍，那个时候的资料就很少了。 那个时候还是值的，这个内容上面是值得。不管怎么样，是留下了一个影像、形象的记录时代的形象资料。所以说，我现在整理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整理出来，还是很有用的。 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红卫兵究竟怎么回事，或者怎么东西，都不知道。上山下乡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现在有一些资料可以看到，基本上记录了。我当时拍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九次，完了之后红卫兵大串联，从北京，还有外地各个地方的红卫兵都到全国各地去串联。 我就选了一个哈尔滨军工的一队红卫兵，他们要走红军的路，走长征路。就跟着他们从瑞金那儿开始走，一直走到井冈山，一直走到长沙。本来要到遵义，要过雪山、草地到延安。有想法，那个时候革命的热情，就是这么好的条件，能够走长征路太辛苦了。 就跟着走，有这个采访，领导也支持我们就跟着红卫兵走。拍了一些那个时候到井冈山的照片，现在是红色之旅，也受到教育，知道红军是很苦的。那个时候一边打仗。我们那儿没有打仗，不是很苦了，走到哪儿睡到那儿，完了之后爬山、下雨。 那个老红军就给我们讲故事，一路走下来，晚上的时候脚有些起泡，怎么用针扎，扎了以后用头发丝插到泡里面，让水流出来。老红军教我们怎么打裹腿，跟着哈尔滨军工的。 "我弟弟脖子上面挂着一个毛主席像，还有好多人打着标语就上火车到北大荒去了。" 翁乃强：现在这些朋友有时候还来找我，我有时候也找他们，挺好的，就在那个时候拍了一些东西。完了之后接着是上山下乡，那个时候我弟弟刚从海外回来，到华侨补校没多长时间也去了北大荒。 去了北大荒，我送他们到火车站，看到那些青年也是满腔热情，前面朗诵，后面唱歌。我弟弟脖子上面挂着一个毛主席像，还有好多人打着标语就上火车到北大荒去了。 可是到那儿怎么样，我就想看看，我就跟领导提出来，我是不是也到北大荒拍拍知识青年的生活。这样我就去了北大荒，拍了一组照片，他们的生活。后来在"798"也搞展览，叫"知青". 这样子连续着，我感觉着应该追求记录时代，摄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别的画画还是主观的东西多一些，这个很客观。 记录时代，你作为记者这个是一个责任，所以说就追求有什么事，国家发生什么事，能拍的尽量拍，能表现的尽量表现。 就这么样，我也没有说领导非得叫你，让你去那儿拍，我自己主动地想，这个有意思，这个很重要的，就去拍。 "没有领导叫我去拍这个那个，想去看晚上北京有什么事，背着照相机骑个自行车就乱转。" 平常也是带着照相机，我拍过北京晚上12点以后，西单那儿赶着一群羊。从哪儿来的？从草原来的，赶羊的，要准备赶到大红门屠宰场。我拍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群羊穿过长安街。也没有领导叫我去拍这个那个，就感觉到去看看晚上北京有什么事，作为记者要了解，背着照相机骑个自行车就乱转。 那个时候说实在还挺安全的，我到白塔寺商店门口，摆了很多酒、饮料和吃的东西，没有人看，开着灯，没有人看的。我就去拍照，后来在那个柜子下面有一个老头一下子起来了。干吗的？我说，我是照相的。他一看照相的又睡了。就是那样，好玩着呢。 就是这样，自己去找事，自己感觉到有意思的。到现在我也喜欢这样带着照相机，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些什么东西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这是一种爱好。 "反正自己能够拍到的，感觉到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也不管用不用，发表不发表。" 我在美术学院，我们的老师，好多老先生，吴作人、李苦禅先生、李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有什么活动我就拍这些。现在学校里面很多老先生的照片我都有，很有意思的。还有其他的，舞蹈界的，有些有名的人物我也拍。反正自己能够拍到的，感觉到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 我也不管用不用，发表不发表，我就感觉到有意思，这个东西能够留下来，科学家、有些华侨。最近华侨历史博物馆要奠基，他们说，翁乃强你是不是有一些照片能给我们博物馆。 我就可以找到兴隆华侨农场的砍耙开荒，还有种咖啡的老人，种胡椒的老人，就是海外华侨回来，他们从海外带来一些作物的种子在这儿种植。 我现在正在给他们整理这些照片，准备送给他们，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最近我又到海南去，看到一个郑文泰先生，他也是回国以后当过知识青年，后来他到国外去挣了一些钱。然后他在海南岛开了一个爱华热带花园，他在那儿种树，他脸晒得黑黑的，一身汗。 我去采访他，拍了一些照片。我感觉到挺有意思，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反映人各方面怎么爱国，反映他们的爱国心，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个时候你到广场里面，你看那个红卫兵，这么多人。那些人狂热，你也受感染呢。" 《大师》：像您这么说的话，文革那部分的彩色反转片，您当时并没有很明确政治上的原因，您觉得有政治含义？ 翁乃强：我就觉得记录一个活动，国家一个大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咱们也没有经历过究竟是什么样，不知道。我拍了好多，当然我没有拍下枪毙人，没有拍，那个东西我感觉到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都是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或什么东西，那时候就是很崇拜毛主席的。 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然后要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是舵手，他是掌船的人，我们的航向是他指挥的。所以说还是很崇敬他。 那个时候你到广场里面，你看那个红卫兵，这么多人。那些人狂热，你也受感染呢。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回国的时候，1951年，中国刚刚解放，还苦。 抗美援朝，咱们刚刚解放，本身很多黄金、故宫的文物很多都弄到台湾去了。咱们中国好多的工厂都没有了，倒闭了，好多都给破坏了，很穷的。咱们解放刚刚完了小米加步枪，结果美国在朝鲜发动朝鲜战争。 然后，我们中国被逼得抗美援朝，那牺牲多少人呢，为了国家，为了新中国，不容易。当时我回国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坐着大船，我们的轮船到哪儿，那儿都不让你上岸，不能靠岸。到新加坡，我们在公海待着，在香港，我们在公海待着。到最后，这是祖国，派了一个船到公海把我们接到广州。 就是这么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不容易。所以说，当时就是感觉到确实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思想，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他有他的战友，有他的朋友，有很多人。所以对这些老革命很崇敬，一看到他们，在城楼上一排，那个心情。 "用摄影来记录时代很重要，你能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以后可以分析。" 用摄影来记录时代很重要，这个又连起来了。这样子你能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以后可以分析，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有些东西是有形象的记录。当时怎么回事，应该什么地方是正确的，就可以分析。所以说历史经验好好总结，我相信…… 《大师》：但是当时你并不明确知道是对的、是错的？ 翁乃强：当然了。 《大师》：你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意识它是对的、是错的？ 翁乃强：后来"四人帮"嘛，我们敬爱的总理给我们启发很大，清明的时候我拍了很多照片，纪念总理。那个时候我反正记录了一些东西，一看"四人帮"确实是对我们总理太那个了。 所以说有些慢慢地认识这些东西。现在也是，对一些发生的事要多动一些脑子，要分析。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传，你自己就要听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跟你自己看到的、体会到的东西，要经过分析。你就可以慢慢地很清晰了。 有些东西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思想就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认识、改正，不断的认识、不断地进步，就是这样的。可是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方向一定要把握住。就是你要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不要大多数人以你的利益为主。 "像这样见领袖的东西或者什么，我们就不用了，就收起来。" 《大师》：但是像这样拍天安门、拍领袖的那些，你们的照片能用吗？还是要用通用的，就用新华的？ 翁乃强：那个时候当然要有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人民中国》提前三个月发稿才能印刷成杂志，运到日本去，才不过期。你怎么办呢？我们要审查的话，要送去送审的话，等回来以后的时间很长。我们就说用《人民画报》的，像这样见领袖的东西或者什么，我们就不用了，就收起来。 假如赶得上，可能会用我们的，因为我们拍的一些照片拍得有些东西挺好的，色彩又好，表情又好，各方面都好。那个时候赶不上，是这样。 "那个时候是废片，现在是好片？不能这么说。" 《大师》：但是你后来拍卖的那张，就是被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那张？ 翁乃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说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大致理解了我要拍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这个。就刚好毛主席在城楼西南角上，城墙是这样子，下面是很多人拿着……构图上、形象上，各方面比较好，能够反映出那个气氛来，领袖跟群众的关系，所以就拍了。 《大师》：但是后来也有评论说，那个照片在当时应该是一张废片，是废片吗？因为那张领袖形象不够突出。 翁乃强：那个不能这么说，虽然小可是很突出的，他是在那个角，那个照片当时还没有送去审，那个毛主席特别小，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说，你看领袖人物要高大，要表现得怎么样，可是艺术的东西也不一定。 虽然是很小，可是他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也很突出，这个是艺术的表现。而且他可以表现跟群众的关系，一个氛围，一个气氛。我相信当时要发表也可以发表，可是没有审查，很难说。 说废片不能这么说，那个时候是废片，现在是好片？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没有审查，咱们也不知道，可是有一点，可是有些人猜想，主席就是应该要特别突出。现在有一些东西是艺术的东西，比如说几个领导人要突出主要的。 画画的时候要大一点，其他都要论资排辈，有的稍微小一点，有的在后面更小一点，这样画画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艺术手法是各种各样的，在哪个位置上。 "我们的编辑平常把毛主席像翻了很多，那个地方大小，剪下来贴上去做版。" 翁乃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照片拍了，发了一套，一看里面有一个主席相在后面挂着，模糊了，那不行，都得修清楚了，拿其他照片翻拍的毛主席像，清楚的给贴上去，换掉不清楚的。那是一个自然的，有前有后，在后面的肯定要虚的。 贴了以后，人家一看空间不对了，一下子跑到前面来了，视觉上感觉不舒服，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修过的照片，影响他的真实性了，人家说你这个是造假的。所以要实事求是，要讲科学，宣传也应该是这样的，艺术应该这样的，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对不对。 《大师》：那个时候有这种认识，应该还是属于蛮前瞻性的了。 翁乃强：不，可是我们那边也要修，要修那个照片，不修不行，所以我们的编辑平常把毛主席像翻了很多，那个地方大小，剪下来贴上去做版。为什么当时极左的那些人，吹毛求疵，故意在照片里面找有没有反动标语。 "你拍好了，发表的就要存字，没有发表的算废片，你们自己可以存起来。" 《大师》：所以上有政策，你们这儿也有对策是吗？把毛主席像放在这里备用。 翁乃强：对，备用，那个时候我们的编辑就是这样的，怕人家不行砸你。 《大师》：但是相对来说，你们的氛围还行，你们的照片都没有没收和上缴？ 翁乃强：没有，我们自己收下来了，领导也没有说话，我们交了以后，用的我们就交了，存字。可是现在存字的照片都找不着了，反而自己收着。因为自己通过劳动，有一些想法，这些东西很珍贵的，所以尽量保存好、保护好。 《大师》：他们也不追查，就是说你们内部？ 翁乃强：有什么追查的，我们领导都很了解，我们有一个规定，你拍好了，发表的就要存字，没有发表的算废片，你们自己可以存起来。 "我们那一辈人，上山下乡经历过，对农村的老百姓感情上就不太一样。" 《大师》：发表多少会影响到的你们的考核、工资？ 翁乃强：那也不少了，我那个还有发表的，在杂志里，文革的时候发表很多照片，有拍的，也有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有一些东西拍了，我还拍了好多农民的，像林县修红旗渠，还有徽县的农民造地。 那是很感人的，那些人住在工地上面，冬天下着雪，在那里刨。有一个荷兰的摄影家叫做伊文思，很有名的一个纪录片的大师。他到那边他都提，中国农民简直太厉害了，一个大石滩，把石头挖出来，垒成坝。 从远处一车土、一车土给垫平了，造田。在山上修水路，那些石姑娘，女孩子，十七八岁，搬石头、打石头，垒成墙，弄成坝，修水利，男的更厉害了。 挂起来吊在上面，放炸药炸，修路，那些都是很感人的。我们也是受到教育，刚刚下去，当记者的真的要下到老百姓那儿，群众那儿受教育的。我也到干校去，也养猪，也插秧，也种田，也淘粪。 什么都经历过，所以对于这些劳动人民的感情上是很有好处的。我们那一辈人，很多都有这样一段经历，这是体验上山下乡的，也经历过，对农村的老百姓感情上就不太一样。 下面农村还有很苦的，还有农民工一些东西，有一些人瞧不起他们，我们很反感。最近蒋铎，还有好多人去拍农民工，我说拍得很好。 反应他们的生活，他们是建设者，我们好多北京的路，能够住到这么好的楼房，都是他们在流血流汗的，所以说应该很尊敬他们， "有一些东西也不要回避，谈到不好的就是应该记录下来。有阳光有阴影才有意义。" 翁乃强：所以我看到那些年轻摄影家、摄影工作者拍摄这些东西，也是一种相互学习，有好多《垃圾围城》，反映垃圾公害，一些社会里的东西，目的还是要让我们国家越走越好，越来越好。一方面是歌颂，一方面还是要提出一些问题。 谈到一些不好的，也应该敢于反映，目的就是要进步，有阳光有阴影才有意义。全都亮的，那不符合自然规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做得不够好的。 作为一个记者，就是应该实事求是，谈到什么东西真实的。有一些东西也不要回避，谈到不好的就是应该记录下来。 "我学画画学了九年，潜移默化对拍照影响很多。" 《大师》：文革期间您大概拍了多少片？李振盛说他拍了有十万张。 翁乃强：我没有数，反正不少，黑白片还没有整理，反正一大摞，一大堆，一箱一箱的，还没有整理。反正我这个人，不管怎么样拿着照相机就得拍，看到什么东西，不论好坏，需要用不用，感觉到有意思的，我就记录。 美的不美的我都记录，就这样习惯了。现在我还经常带着照相机经常出去拍照。 《大师》：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您的作品，会觉得很当代、很观念的东西在里面？ 翁乃强：可能是我学美术学的，跟美术有关系。为什么？我学画画学了九年，初中四年，美院五年，九年那儿画画，搞创作，搞构图，受到好多老师的影响，看了很多画展翻了很多国外的画册。 这些潜移默化给自己增加了好多，比如说拍照怎么表现，有什么美，怎么美丽，可能不知不觉，在拍照的时候，在取景器里面，觉得这个好看。这幅图应该是这样子的，往哪儿看，构图，我怎么剪裁，用什么镜头，就琢磨了。 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形式跟内容的问题，一直在争论，你说是什么呢？实际上毛主席不讲清楚，你这个内容好，可是你没有好的形式就不是很感人的，你得要有表现力。 我跟别人拍的同一个东西，假如说我的构图、取景、用光上面我比他强，同样的照片，肯定我那个是受欢迎的。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他那个平淡，一看没有吸引力，没有震撼力，即使内容好，也是不受人家重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所以艺术形式跟内容的关系，当然不是为了形式而去弄内容，这个脱离内容形式也是空的。我们看画看很多片，受到这方面的教育比较多，有好处。 《大师》：把这种观念带入了摄影。 翁乃强：人家说，翁乃强你拍的照片怎么像油画？我也没有特意的做什么。就是拍照，怎么表现更美、更好、更强烈，就是这样的。 [/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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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2-15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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