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龙
"回到城里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为什么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解海龙：我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现在60岁的人倒退回去几十年，都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们过去常说叫生不逢时。 有人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可是50年代初一直是艰苦过来的，该长身体的时候，10岁、8岁的时候正好是1958年、1960年，就没吃没喝，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你去采访这个年代的人，他们的身高一般都是在一米六五到一米七零左右。 个别的高一点的那些人都是属于抢吃抢喝，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所以说这个年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自然灾害了。又到了该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上高中、上大学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要什么没什么。 到了1966年，1967年文革开始之后，毛主席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人就积极响应，就到农村去了，到部队去了，到兵团去了。我去到部队去了，应该说到部队去就属于比较好的了。 但是到那以后当了几年兵，其实那个时候文化层次都很低，都是初中文化程度，最高的那些人，我们的战友，也就是高一、高二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要说也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也没有什么才华。也没什么爱好，只是一个心眼。 就是干好每一行，所以当兵的那三年也是很简单。等到回到地方了，回到城里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为什么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有时候其他的一些教育、卫生，我们还不愿意去，就愿意到工人阶级的地方去。 "干了一阵之后，我就觉得工会就得办一些展览，给大家照照相。" 到了工厂以后我干的就比较杂了，一进厂以后就是工厂的那些技术活，后来我还到过食堂里面干过一阵，食堂里面就是大师傅了，蒸炸煮烙，那个时候工会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经常搞一些文体活动。 什么宣传队演出啊，什么体育运动会啊，我那时候在工会工作。干了一阵之后，我就觉得工会就得办一些展览，给大家照照相。然后工厂有一架旧相机，我拿起它来给工厂的一些工人师傅们拍照片。 照完以后给他们扮展览，挂在橱窗里面，他们都高兴地看着自己在车床旁边，在自己的岗位旁边那些劳模式的一些照片。所以每次换上一批照片大家都非常高兴，也都称赞我的摄影水平也都不低。 所以这个才有了这么一种所谓的爱好，但是真正的说起来，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的追求了，或者是说变成自己的一种事业了，还是得应该从1976年说起。 "大家全进去看四月影展，被当时记录的那些影像所震撼。" 《大师》：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解海龙：1976年4月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的运动。那个时候它还不叫运动，那个时候就叫四五事件。就是周恩来在1976年1月6日去世了，当时周总理一去世很多人都到天安门去悼念，去给他们送花圈、送挽联，写诗词。 就在这个活动当中，很多的人，尤其有文化的这些人他们都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追悼会，大的悼念活动来对当时四人帮的不满，写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诗词。那四人帮肯定不干了，就派出镇压，镇压的时候就发生了四五的那场事件。 一批一批的学生冲上去，然后他们又动手，结果就抓起来一批人，好多人拍照片，好多人抄诗词。但是说拍照片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因为那个时候有相机的人特别少，但是两年之后。 那个时候我是抄诗词的，我就到广场看哪的诗词写的特别有震撼力，能抒发感情的我就抄。回来给大家讲天安门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当被镇压下去之后，我们这些人也就慌了，赶紧自己藏起来就说我没去，就调查。 我们把看到的任何一切都说是听说的，听说什么什么，听说什么。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听说那人挤的，挤的我脚都站不了地了。人家说听说你的脚还站不了地，我说不是，听说脚踩了一脚泥，踩了我一脚泥。 就加一个词，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不得不加了听说两字，实际我们都去了。1978年了，四人帮垮台了，老百姓们整个都欢呼，都庆祝。于是，那些个关押起来的一些拍照的人，以及写诗词的人他们就都平反了，他们的照片也就拿出来展览了。 当我们看到四五的那些展览的时候，那个时候展览他们就成立一个四月影会，四月发生的事情成立的影会，叫四月影会。四月影会搞了三期，第一期是在中山公园的兰花亭，那个时候的门票是3分钱的一张门票。 大家全进去看展览，被当时记录的那些影像所震撼。这个都是1976年发生了事情，这是四月影会的第一展。第二回，应该是在一年之后还是两年之后，这个展览就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了。 "也有人说，三小于二，二小于一，就是不如以前第一届那么震撼了。" 这个时候展览的性质，内容就有所转变了。它不局限在四五那场运动了，这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开始个有了新的一些个，这些年所禁锢的东西，大家就觉得祖国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都欣欣向荣，百废具兴。 尤其精神面貌，包括那个时候都不让说爱情两个字，男人和女人都不许站在一块等等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一展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新兴的东西。所以到了1980年、1981年的时候第三次是在中国美术馆展的。 这个时候展览就完全跟第一届不一样了，反映了很多大学生重新，工农兵招大学学员了。很多年轻人抓紧时间学习了，当然也有一些抒情的一些东西。也有人说，三小于二，二小于一，就是不如以前第一届那么震撼了。 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时代往前推的走的，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东南亚的一些摄影家们他们也影响中国。所以很多人拿着相机也在开始拍一些风花雪夜，小花小草啊。比如说王苗是第一届，她是一个发起者，一个女摄影师。 但是到了第三期的时候，她自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就是拍一些从田园里面拾回的小花。她已经形成这么一个风格了，拍田园风光等等，拍的很有诗意，很有味道。所以到现在谈起来了，她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艺术属性了。 一方面，第一咱们说四月影会第一回完全是属于记录今天，记录现实，记录那个事件来传递一种信息，它是传播学。而后边的那个第三期，它完全是欣赏价值的，它是一种被赏析、审美，从这个角度去的。 所以摄影从现在我对它的认识来说，不能厚此薄彼，不能说这个好那个不好，摄影是一个多元的。 "我就是看了他们的那些照片以后，几天睡不着觉，就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大师》：就是说四月影会对你走上摄影道路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解海龙：我就是看了他们的那些照片以后，几天睡不着觉，就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不管怎么说也要买一台相机，那个时候没相机，一台相机也得几十块钱。 所以我们要想学摄影，自己跟自己就得斗争了，你到底是选好了，如果喜欢摄影的话就得花钱。可是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如果要想买一台相机就得花血本了。有的人买一台电视才100多块钱，像昆仑的，北京的那种小电视9寸的才一百六七十块钱，就一台电视。 这个电视还能全院看，全院好比说六五家，全院二三十口人大家都围着一个电视看，利用率很高的。但是，选择了摄影之后呢，就觉得我一切都豁出去了，我也要买一台相机，属于自己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在工厂，我不能指着单位的那台相机，那台相机是不能拿回家的。我要天天在工厂里面抱着那个相机，就没法出去拍片子了。所以当我看好了一台87块5毛钱的海鸥203，一个折合式的简易相机的时候。 就在想拿什么钱去买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1979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涨工资。那次涨工资每人平均每个月涨7块钱左右。所以在补上10个月的工资就70多块钱就有了，这一下就等于突然间就多出来70多块钱工资。 是我们过去两个月的工资，那么大家就在筹划着这70多块钱干什么，比如说凑一凑钱给我爱人买块手表，还是给我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买个什么小衣服等等的就这么想。当然我整天在外面跑，我爱人也说，不成的话你就买个大衣吧。 因为整天看着外面挺冷的你也没个大衣，但是我最后把我的想法跟我爱人讲完了之后。我说你看如果咱们自己家买了一台相机，咱们每天都可以拿它照相，给你照，给咱孩子照，孩子现在一岁了。 如果从现在开始照起，照到他20岁，照到他结婚，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集，咱们把这个影集交给他的时候，这是多珍贵的一笔资料啊。我爱人一听也挺高兴，说那就买吧，相机就这么买了，但是呢，为难又来了。 我说能不能我替你来献血你就不说话了？ 就是你有相机没有放大机也不行，自己还得冲洗、放大，你不可能到外面去。所以这一个放大机也是75块钱，我看好商店一台放大机之后，就不只五六次的下班了之后就到商店的柜台去，看着它。他们都认识我了，天天来了以后，"哟，又来了". 又跟这蹲着看，看完以后问了很多很多，然后就走了。然后都觉得这个人也没钱，老来看来。但是有一次我真的有点着急了，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放大机台到家里？于是我从东单的卖照相机的商店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那正排着一个常常的队，我就赶紧跑过去问，我说你们排队干什么呢？他们说献血。我说献血有什么补助吗？人家说给点面包，给点鸡蛋。除此之外，还补助50块钱，还给三天价。 我一听这个待遇真高，一下还给50块钱，还给三天假，都挺值的。于是我就问人家你们是哪个厂子的？人家就说我们是半导体7.3厂的。我说能不能我替你来献血你就不说话了？ 然后吃的你留下，你回去还可以休假，他听了以后就答应了，然后我就替他义务献血，可是义务献血给的那点补助，我就高兴的拿着钱就跑到卖照相机的商店了。一进去急不可待的把那个钱搁到柜台上，我说我买这个。 这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这一个柜台长长的，平常都是我一个人看这个放大机，好多人都在瞧，那人又来了，大家都议论。这次我拿着钱去买这个放大机的时候，五六个售货员全跑过来，对我表示一种祝贺，哎呀，真有钱了。 就帮着我又包装，又这那的，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还都帮我抬着，给我送出商店门口。我绑在自行车架子上给蹬回来了，进了门，我到了家以后，我个人就问我，这是什么啊？我说放大机。 他说谁的啊，我说是别人的，说先借着用用，后来他就不信。他说这个放大机谁借你用，你要放你就上人家放去。你给拉了，都装好了不像，你快跟我说实话，你的钱是哪来的？这个时候我才想说是借的钱买的放大机。 但是没有瞒过他，这个时候忘了一个细节，就是我吸血的棉花球还在胳膊上粘着呢。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说你去献血了？你喜欢我同意，但是你不能不跟我商量，这是一个大事。其实他那个时候也不太懂，现在要说起来我们已经知道了。 "咱们没这工夫让你学这个，你要这样的话干脆你当记者得了。" 《大师》：您当时拿了放大机、照相机这个装备都齐全了，想的是不是就是拍片，拿奖，把这个钱赚回来？ 解海龙：过去我们曾经自己就是摸索着买一个小书，一本书一毛三的、一毛八的，最贵的两毛二，我都把这些书买齐了，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更高级的书。就是那些小册子，如何拍风光，如何拍儿童，如何拍舞台，就是这些小册子就讲这个故事，讲这些事，技术。 然后我就给它学，学完了就按着那个去做，实践。当放大机也有了，照相机也有了的时候，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就想着我怎么能给我发表作品。刚才你讲说怎么能够给它赚回来，这个在那个初期没有人这么想过。 他们只是想我有这个爱好，我就一定在这方面要成功。我要有作品要发表，而且还要登到报纸上。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工厂，每天拿着书，我的工作性质还是挺轻松的。比如说我在保卫科，保卫科不是天天老有事，有案子了我就出去去调查，没事的时候看看书，尤其照相这种书跟我这个保卫科还沾上边。 因为保卫科你还得破案，还得学。所以就这样也没人说我什么，但是后来我天天抱着书，看完了如何拍风光，拍儿童。再看如何拍舞台，结果我们那个保卫科科长就急了，说你这个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一会舞台，一会又风光了的。 我说既然学摄影就都得学会。他说，咱们没这工夫让你学这个，你要这样的话干脆你当记者得了。就这他一句话刺激我挺深的，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我早晚有一天我要用一种证明，我一定能当上记者，当时就这么想。 "一年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指标，就是我每个月一定要有三张作品发表。" 《大师》：当时您摄影还是一个人刺激了您是吗？ 解海龙：要说受影响的是四五的展览，要说刺激是我这个科长。这个科长对我这番话我真是记在心里了。后来当我真有一天有那么个机会被文化馆的一个老师看上了，说我照了很多照片，发表了。而且拍的不错，于是就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调到文化馆工作，其实这个事就算已经讲到1984年了。1984年我是还在工厂呢。 赶上了几个大活动，1984年又是建国35周年。那一年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指标，就是我每个月一定要有三张作品发表。当我这个月过了十天我还没有发表作品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在第二个十天补上。 当我前20天一张照片没发发表的时候，我一定要在月底的这10天把三张作品发表获奖。所以就这样我第一年竟然一下超额了，原来是一个月发表三张，一年就是36张。第一年我就发表了50多张片子，第二年我又是超额。 就是自己永远给自己下一个，就是有事没事你一定要出去拍片子，拍完片子回来就一定要想办法投出去。我把我们家房子的门，这个门都是往里开的，外面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家放号是205.等到我一关**的时候，里面的门上全是征稿启示。 能贴上三四十张，我注意搜集全国的，北京的各种摄影比赛，我给它划上记号，几号几号就截稿了。奖励是什么，我都记下来。这样就等于1984年那一年，我竟然在十一的时候获得了三个全国大赛的一等奖。 "你想在报纸上发表，您一定要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鲜花啊，生活美好啊，妇女儿童这种东西。" 《大师》：您都拍的是什么啊？ 解海龙：三个内容都不一样，因为我拍的片子题材还是特别广泛的。但是，我掌握了一个技巧，就是你想获奖，你想在报纸上发表，您一定要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鲜花啊，生活美好啊，妇女儿童这种东西。 所以都是特别欢喜的，比如说我的一张作品是爱与乐，就是在我们文化馆的附近有一个小孩在吹泡泡，吹完了泡泡，泡泡都飞起来了，妈妈抱着她，她就拿手去抓。这个照片就反映了一个计划生育好啊，只生一个好啊，妈妈怎么抚育第二代。 影调，质量各方面很到位，所以这个片子就得了国际摄影大赛的银牌奖。还有一张片子就更符合题目了，建国35周年，他们就是想拍祖国的春天。这个祖国的春天是一种广义的，我就在想拍什么，最后我跑到工地上拍了长城饭店建设竣工之后中国的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长城饭店。 它是涉外的，专门接待外宾的。我把这个饭店拍的非常好，而且还用了对比的方式，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古代式的小亭子。那个亭子是弯曲的，曲线的，而新的拔地而起的是玻璃式的，现代化的。而且还有一个小人物，在升降的窗户里面。 起的名字叫古与今，这种对比的方式，所以就这样。再有一张就是建国35周年十一的那天晚上，烟花正在燃放，然后我拍了一个杂技演出的演出团，他们骑着独轮车，顶着伞，伞上面还有一个人在骑车，后面是烟花放，前面是一个人。 这三张片子就在十一过后的没几天，同事给我来了通知，都是一等奖。后来他们就说，哎呀，你真是我们摄影界获奖的三连冠。那个时候中国女排刚刚有三连冠，说你总得奖有什么技巧、经验吗？ 我说这很简单，首先你要把技术这个东学到了位，不管它的影调的处理，色彩的对比，构图创新，以及这个形式感的东西，你要给它到了位，这是技巧方面。第二个就是内容，内容就是一定要创新，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性很强，主题突出。 结果就按照这个套路不断的投稿，回回得手。而这之后，我就在北京广角摄影协会任副秘书长，组织北京的很多的摄影的朋友给他们讲座。组织他们外出创作，回来给他们办展览，请一些外面有名的人他们讲座。 所以这个协会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力，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就给他讲我们的心得，我的体会，很多人一来都冲我人。说你快去，听听她讲怎么得奖。一进门我说大家不要乱，赶紧坐下，签个字，一会我们还要抽奖呢。 既然大家到这来学习，我想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想多发表作品，多获奖。大家不要急，一会我就给大家讲讲如何能得一等奖。结果大家哈都笑了，笑完了以后都坐下听，所以每次活动都有吸引力。 所以那样我一个月真是五六张的发表，有的时候同时发出去七八个展览，过几天就都回信了，都入选获奖了。所以在短短的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这些年当中，这六年当中我有300多幅作品属于获奖了。 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样，就是专门打奖。一领奖的时候就是这些人，一上去又见面了，我们互相先握握手。发奖的人跟我们一握完手之后祝贺祝贺，等到下午又一个颁奖的时候我们又去了。结果又是这个人再颁奖，又是你啊，然后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名称。 也是戏称，叫获奖专业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名好不好听，反正获奖专业户就觉得好像在夸我们。实际上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其实别不是特别挺听的一个称呼了。 "即便是赞扬一个事，你也不要这么肤浅的去表现，藏则深，露则浅。" 《大师》：当时有其他的声音吗？当时您获了这么多奖肯定有很多夸奖，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比如说您媚俗、甜俗，这样的声音？ 解海龙：当时整个大的环境就是谁获奖多，谁就有名，当时大家就说谁谁得真正奖了，而且那个时候谁得什么奖全国人都知道。摄影界的人不多，所以一说谁谁谁在第十二届全国影展当中获了一个铜牌奖，是搞摄影的人就全都知道了。 所以大家也就都特别羡慕，但是真的反对我的实际上是我的老师。他是一个部队专业的老师，他拍照片拍的不多。但是呢，他甘当梯子，专门扶植一些青年人，给人提供一些方便，给人讲讲怎么潜心学习啊。 不急于求成啊，多学点知识啊，给人讲这些道理。每天他会在家里写很多信，给不同的他的一些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他也一直希望我能够接他的班，将来在文化馆当在职的老师，可是又觉得我这个路不太对，一天到晚就是得奖。 片子又都是甜甜美美，你想我那些片子一颁奖就是爱与乐，晚年乐，悲悲乐乐，与民同乐，就是这种乐的。后来我说我就形成风格了，将来我拍100张片子，全是以乐，大人小孩。有的是夸社会主义好，有的是爱妈妈，爱老人，爱社会，五讲四美。 全是乐这怎么不好，后来他说不是，他说你拍这个片子有点浅，不深。即便是赞扬一个事，你也不要这么肤浅的去表现，藏则深，露则浅。艺术的东西是一种，比如说我要照你，直接这么拍的和我在镜子里面反光出来你的影子都不一样。 "另外给我点播一句话，说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 他反映的很深，所以他给我讲叫藏则深露则浅。另外给我点播一句话，说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摄影它是一种催人向上的，歌颂的。但是它的很大作用是传播、记录，更多是传递人一种信息，给人一种感染，让人一种思考。 看了你的图片以后看了就不忘。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个100张片子的影展，当我回去在路上到家里的时候，我依然就对那几张照片就念念不忘了，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这样的片子越多越好，光是这种肤浅的东西。 所以咱们现在看起来，一个全国影展一来就十几万张片子。为什么90%以上的片子全是废片，我们现在是叫读图时代，可是我们现在又说是一个垃圾成堆的，垃圾图片太多了。对着这啪就张，他没有什么想法，最后这也叫作品。 所以这样的话，老师的一席话说完了之后我开始反思。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所获奖的那些奖杯奖牌，全都一个一个擦，一边擦一边回忆。我这个奖杯来的多么不容易，怎么去拍，爬了山，甚至有的时候碰见什么险。 像我们一个朋友，被大蚂蜂蜇的这半拉脸都肿起来了，最后就为了拍一个蜘蛛网。你看了这个蜘蛛网没什么，可是它永远都不会忘掉的。所以就这样，我一边收拾这些奖杯奖牌，获奖证书，一边回忆了我这些年创作的历史历程。 于是我觉得是这些奖杯奖牌绊住了我的脚步，所以要想从头再发展，就是要首先否定自己，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拿报纸全部都包了搁在纸箱子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家还小，一个14平米的房子，我就给它塞到床铺底下，满满满满的那个床底下全是奖杯奖牌。 回头自己就在一个日记本里头写上一些让自己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学习，充充电。要想不让人家说摄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艺术门类的话，一定要用行动来证实。所以就这样开始不断的去一些书店，站在那看书，看上半天搁在那又走了。 那阵看的书，应该是历史上的摄影书，那些书也不太多。应该说在80年代的末期，应该是在1986年、1987年、1988年的时候，有一些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个时候的一些书，了解了一些摄影师。 咱们国家的摄影师就是像吴印咸，侯波，当然也有像将军摄影师等等看了他们那些书之后，就觉得还是窄了一点。因为中国的摄影史，其实就是中国的军事摄影史，就是围绕中国这几个战争留下了一些影像。 还是想看一些思路更多的，所以也看了一些国外的摄影师的书。80年代中期，所以看了那些书之后，还是有点坐不住。看了两本书之后就觉得你看人家怎么拍的那么深，有想法。而且人家是整体的，不是七零八碎的。 自己就觉得也想动手，赶紧就找一个题就去拍。但是还是有点急躁，真正的使自己沉下来了。或者受了刺激了，还是1988年、1987年有那么几个人。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是什么大师。 "实际他是脑子里面有了诗词，再去找这些画面。" 我觉得做到现在他们依然做的很好。我现在比他们出名，可是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讲的时候，我都要讲是他们启发了我。其实一个人叫徐勇，这个人跟我一天学摄影。然后也经常到农村拍之照片，他挺有文化的。 他读的书比我多上几年，在一个工厂里面做工程师。但是他拍片子，他给这个片子起名字的时候都是唐诗，比如说拍荷花吧，他会起上小荷才露尖尖角。一个大荷叶上落上很多水珠，他就会说大珠小珠落一盘。 实际他是脑子里面有了诗词，再去找这些画面。还有一个孩子在白洋淀上划船，摇船弄破水底天，他都是这些词。我就想，我要是有这样的文化此外多好啊，让人一看都是有诗意的。其实风光摄影讲的就是意境。 所以你起名字都不会，最后弄一个片子，起名叫尘、无题，这不是缺心眼吗？毛病，一说无题，不是无题，是没文化。所以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拿他当榜样，可是没几天就看不见他了。过了一年，当他再一次频频出现在社会上的时候。 他已经是成功的完成了一个大的主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北京的胡同。当大家都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拍什么内容的时候。他却对准了北京的两千到三千条胡同。我们认为这些胡同拍出来以后是不能得奖的。 也没什么内容，胡同甲、胡同已、胡同丙，胡同之一、之二、之三，拍了几百张，上千张全是胡同，无非就是有白天的胡同、晚上的胡同，雪里面的胡同，下雨的胡同。有的是达官贵人的四合院的胡同，也有的是老百姓的大杂院。 但是他把每条胡同的地址，是什么什么胡同记下来，拍摄于哪一年，哪个月，然后讲述这些胡同的一些故事，很感染。最后出了一本书《胡同101像》，就是101张照片出这本书。出完这书之后他又在台湾出了一本繁体版的，又在如果出了日本版的，最后英文版的也出来了。 好多国家都纷纷的找他这本书，他成名人了。于是他借着这个势把上海的里弄又给完成了。很快他又把绍兴的水乡、陕北的窑洞弄完了。他干不完的事，一天到晚往外跑，而我们这帮人，今天拍什么啊，在大门口转转。 明儿又拍北海去了，后儿又拍天安门去了，就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就感觉，你看人家拍那些东西，他就是一种记录。他是一种抢救性的，如果将来这些胡同都没有了，只有他的影像存留，这叫一种史料价值。 "一谈呢，给了他1200美金，六张照片。我当时就傻了，谁能有1万块钱就是万元户了。" 更让我特别叹服的是，竟然有一天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找到我，说你们这有一个叫徐勇的吗？我说我们这没有，但是我认识两个徐勇你找哪个？他就说拍胡同的。 我说，那是我们广角影会的会员，是我朋友，你找他有事吗？他说想见他，我就把徐勇给约来了。美国的大使是美国人，讲中国话讲的很好，然后就聊天，赞赏的一些致辞。 徐勇听了之后你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的总统布什，这是1990年，布什看了你的片子了，很希望收藏你的照片，在白宫里面展示。要你画册里面的六幅。结果徐勇一看说那好吧，我给你洗，一周之后咱们再见面。 一周之后徐勇拿来照片了，那个人也来了。一谈呢，给了他1200美金，六张照片。我当时就傻了，1200美金，1：10，现在是1：6，1：10就是12000，1990年的时候，谁能有1万块钱就是万元户了。 他怎么想到了呢？看来还是文化，我还得学，还得追，就在追的过程当中我竟然又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徽滁州市地区报社的记者，年轻人有一天找到我。他说经常在报纸上和各种展览上看到您的作品，你是摄影的大家。 "他一听特别高兴，等于到了北京办展览来了。" 我这次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在我们农村拍了10年的农村的摄影了。您看您给我指点指点，我说谈不上指点，这样你把照片拿来我看看。他就把一个大提包拉开了，咵嚓一下倒出来2000多张。 我现在说起来就是大小不一，灰了吧叽，有的纸都窝窝皱皱的，就都抬出来了。我一看这些照片你什么意思？他说你给我看看，给我讲讲。我说这些照片曝光就不准确，这张找还有点虚，这张构图就有问题。 我给他讲半天这个，我说你说说这个照片什么意思。他说是这样的，1978年12月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讲的主要是中国要改革开放了。我一直在农村，我是一个基层摄影的发烧友，所以我经常到下面拍片子。 我们附近有一个凤阳，凤阳那边有花鼓戏什么的，我就拍他们的民俗拍了很多，也经常参加个比赛什么的。可是后来呢我就看那边的农民特别苦，他们种田、种地。他们的孩子吃啊、上学啊都有困难。等等等等，所以我从那开始就追踪报道他们那个村。 一直从1979年就一直拍到了1989年，拍了整整十年。所以他把这些片子全倒出来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听傻了。 我说等等，这张照片什么故事？一讲他说这个照片是整个摄影当中故事当中的切片，我把把它拿出来，走着走着，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这是一个发展。就这样我把它2000多张照片，我竟然以一个报社编辑的身份的感觉。 一个一个一挑给它挑出来100来张，剩下的1900张就都给它打包收起来了。我说这100来张你好好的给它制造成24寸，要精放，然后在我们这给你办展览。他一听特别高兴，等于到了北京办展览来了。场地费呢，我说免。 大哥，不行我得感谢你。回家洗完照片回来了，带了三个墨镜，就是蛤蟆镜，我说谢谢你。你要给就得给三，一个还不行，因为我旁边还有两个兄弟呢。结果人家带了三个，现在这三个墨镜加起来好像也就是二三十块钱。 但是就觉得人家好像也是挺尊重他们的，就没白天晚上的帮着人家督展，把自己家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小块的地毯也给扛来了。扛到文化馆铺好了，麦克风插好了，跟人家文化馆馆长说，咱们有一个展览，名字叫什么呢？叫汪强十年说凤阳摄影展。 一些请柬也寄出去了，到1990年10月这一天，展览正式在文化馆开始了。可是没想到9点钟开展，到了差几分9点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的一个电话，说这个展览停止，千万不要动。大家傻了，说好不容易布置好了怎么不让动了呢？ 再一看部队也上岗了，警察也来了，几步一岗几步一岗，我说怎么了，哪出事了。一会的工夫，9点来钟，车队全是奥迪。后来我们才知道，十任全国人大的委员长万里要到这里参加开幕式来了，跟着来的温家宝等一系列领导。 他们一来，你想想人大委员长要到一个地方看展览，后面各级领导，像文化部的，中宣部的都来了，都是一些司长什么的。我们就傻了，这个时候我们馆长说的，你快来，快来，赶紧调整。原来是我主持这个活动，现在咱们调整一下你来主持。 我就负责陪委员长，因为高级领导来了以后，最基层的领导一定要站在他旁边。他就站在旁边了，站在不到两米的小地毯上，电视台，摄像机，照的全是他和委员长，都想笑了。我就说首先向大家介绍来宾，来自哪，我就干这个了。 所以，这个事我是一个参与者，我的感受最深。我就在思考他为什么，他那点破片子一张照片也获不了奖，全都该撕。怎么最后就一整版，我们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张照片那是难上难，他怎么一发表就是一整版，然后各种报纸齐上，电视台也找他。后来就悟出来一个道理，摄影到底是什么？ "摄影不仅仅是艺术。不仅仅是传媒，摄影也是生产力。" 《大师》：您继续说，看了汪强十年说凤阳这个。 解海龙：这两个人，一个徐勇一个汪强，两个人完全是不一样的。后来徐勇拿着他的12000块就开起生意了，做起买卖了。北京的胡同就在北京的是什刹海那搞起了一个到胡同旅游的地方。说起来现在摄影到底是什么，摄影不仅仅是艺术。 不仅仅是传媒，摄影也是生产力。摄影也是一个商业行为，也能够创造文化产业，就是说我们现在喜欢摄影拿他来干什么，真是好几种人。有的人就是一种艺术的追求，有的人就是职业，我只要活着我的相机就不离身。 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眼前，不能把新闻丢掉。发生的一切事件我要记录下来，但是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摄影就是能够通过我的这种给它处理了。本来是20块钱的一个胶卷，照片就能卖到2000块钱，2万块钱，就产业了。 这个也不要说哪个对，哪个不对。所以这个就等于是我从工厂，从喜欢摄影，一个发烧友，甚至用"卖"血来追求摄影。才使我在今后的这些年当中，每按动一次快门我基本上是要做成本核算的。我出去搞一个专题，我出去一个月带上几十个胶卷。 每按动一次快门的时候是会深思熟虑的，我不会嗒嗒嗒嗒，我现在也不会。这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然后获了那么多奖之后，我可以沾沾自喜了，我觉得我是大师傅了。我走到哪吃饭都不花钱了，各地的影友一来。 你就是那个文化馆的吧，我也是文化馆的，你是我们文化馆的骄傲。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文化馆人的骄傲了，我突然间感觉我这条路有问题。所以摄影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弄明白的，摄影其实它就是记录是它的第一属性。 我们如果拿它当做一种创作，一种形式感的东西，那么其他跟我们相比较的东西。像美术，那些画笔比我们都强。所以我觉得被人看得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记录功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向往当一个记者。 "然后我的敏感就来了，我一定要看看这是怎么薄弱。" 而且我在工厂转到文化馆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我在干什么。前面得奖这段不能说是走的弯路，是一种铺垫。是十年磨一剑，当我碰到我所要拍摄、记录的时候，我会到那就能拿下来。我不会因为技术问题（拿不下来）。 所以到了1987年的时候我就显现出来了，我在转型了。有一次我到广西融水去拍少数民族过节，可是到那没拍成。但是我突然发现他们那基础教育非常薄弱，落后。然后又在电视里面看到一条新闻。 说目前广西自治区的基础教育很落后，我们各级都要加以重视，就是这么一个县级的播音员说的话。然后我的敏感就来了，我一定要看看这是怎么薄弱。就到了农村走了80多公里，到了一个寨子里面看到了一种情景。 这次的采访使我之后就起到了一个很关键性的转变。就是在拍摄老师在背着一个孩子教书的时候，那么老师的脸我是没看到。我听到孩子们朗朗的书声，可是她身背的一个孩子仅仅不足半岁，于是我就激动的把镜头换上广角的。 慢慢把门推开，抓拍了一张老师背着孩子教书的场景。要说在南方可以说是很多见，母亲背着孩子干这干那，干农活，教书也是其中的一样。但是在北方来说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所以这张照片拍完以后我就想问，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她没有告诉我，她推我出去，不接待，说我们没有办法。无奈，那么我也不放弃，终于查到了她叫戴红英28岁，有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仅仅五个月。大的拿绳子拴在家里面不让他跑远，而小的她天天背着去教书。 就是这样她不耽误孩子的课程，而且年年都是先进。我就把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教育报和中国妇女报两个报纸上。这一发表之后，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赞许声，大家说你这个照片深度有了，有了这种思考，给人家联想也很多。 "他肯定有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懂，我拍下这张照片了，起名叫雄壮的入场式。" 所以你过去的照片那种甜俗，这张照片是一个起点。所以当这张照片发表完之后，跟着三个月，这是四月份拍的。到了七月份我竟然又拍到了一张更令我身边人感动的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就是1987年的唐山搞了一个特别大的伤残人运动员，这是1976年之后，唐山刚刚恢复，他们搞起了一个伤残运动员。因为大地震之后他们的伤残特别多，残疾人。于是全国各地的运动员都去了，我也有机会赶到那了。 我拍的那张照片简而洁说，就是一个没有腿，用膝盖在走路，挥动着帽子，精神气质特别好的，在像主席台上和看台上的人欢呼。他在干嘛呢？他在入场，我起了名字叫雄壮入场式，没有腿在，就用膝盖这么走。 他肯定有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懂，我拍下这张照片了，起个名字就叫雄壮的入场式。在全国获了个大奖，这两张照片还都没有脱开，我说这么好的感染我一定要投稿，一定要发表，一定要获奖。 结果两张片子都得了全国的一等奖，一个是希望之光，大奖，得了一台32寸的大彩电，我专门给领回来了。一个雄壮入场式得了一台海鸥DF的相机抱回来了。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些片子将来不仅仅是为了参加比赛了。 我就从里面总结了半天知道了，这些照片有深度，有感染力。大家迫切的想知道这些照片里面的故事，尤其是想知道他们这些人，这些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生存状态，他的故事，他为什么这样，他现在怎么样等等。 "你是摄影报社的一名记者，你的身份转变了。过去叫创作，现在你的任务叫采访。" 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是雄壮入场式，我只知道他是残疾人，就得了大奖了，运动员也挺棒的，可是腿怎么摔的一概不知。我这之后就转到中国前沿报到记者了，到了报社当记者了。我们的主任叫贺延光。 他就把我的雄壮入场式拿出来，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更正你一个话题。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已经不是文化馆的创作员了。你是摄影报社的一名记者，你的身份转变了。过去叫创作，现在你的任务叫采访。 有的时候，我背包完了我说主任，我出去创作了。回来，你不要创作，你出去采访，这就是性质。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片子依然还都是处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当他给我讲完之后，我开始知道了，对一张照片之后的那些人物、环境都要有一个交代。 就是我们所说的5个W，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在做什么，结果如何。你这五样给他说清楚，就是一张很好的新闻照片。新闻照片和纪实摄影又不一样，新闻摄影就是两点，一是传播的内容，信息量。二，时效性，今天发生的事，最快的速度传出去，过去我们就第二天发表了。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拍完一张照片，我们同时就可以在电脑上一弄就出去了。5分钟之后全世界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就叫时效性。 当你的作品发表在一个媒体上了，不管是什么媒体，发表在媒体上了他就叫新闻摄影。如果你拍完这张照片只搁在你抽屉里，它只是叫一张照片，不是新闻摄影。而纪实摄影，我的体会是它没有那么强的时效性。他可以一年、两年，甚至50年，作为一个专题一拍就拍出来了。当然了，50年拍一个专题的我现在还没有看到，20年拍一个专题的，我现在就是。这个体会是什么呢？记录一个群体，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战斗的部队，一个连队等等都可以。 他从那一天开始记录的他这些年生存的轨迹，他们那种变化。然后纪实摄影突出的是纪实，纪实在哪？一，真实性，不容一点忽视。如果在这里面改变了他这种真实性，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了的。 "也有人说摄影干嘛了，摄影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谁呢？是社会。" 也有人说摄影干嘛了，摄影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谁呢？是社会。我也认可，我现在也认可。我不能说是我解决的，是我提出问题来了，后面就有人解决。比如说我也参与到解决问题其中的一员，那是属于我后来升华到学术性上去了。 我把它变成学术了，我也跟着讨论，我也跟着去做，我也帮着孩子。比如说我也拿出钱来人家，但是我实践证明，如果我提出问题，回头我自己去解决，这就是根本达不到。我们家没金山，没银山，我拿什么帮助孩子。 我顶多拿一个本，拿一个笔，我也把我自己的心灵，不能光说我也做。比如说我挣了5000块钱的稿费我拿出来给孩子了，比如说我又得到5万块钱人家给我的，我给人家当一种产品出来的代言人，我就说这么好，那么好。 好完了以后给了我10万，我就要拿出该给谁的钱，人家出广告的杂志得要那个钱，后来那个钱我给他送到青基会去。 "有他们就不寂寞，但是怎么能往深了拍就得靠你的思考。" 解海龙：所以这说起来，应该说希望工程的事来了，所以有了前面徐勇、汪强这二位，他们都是纪实，我就开始想，我也得向他们学习。我得选一个题材，但是这个题材一开始选的大，比如说我选北京的变迁。 这个题太大了，忙不过来。几千人，几万人都在拍北京的变迁呢，也不是你的强项。我如果要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我有一个直升飞机。我再有几套设备，后面跟着我在拍北京的变迁呢，这不行，我要拍中国农民。 在好的政策下，农民生活慢慢提高，这也忙不过来。但是我经常去农村，我对农村的体会比较深。所以后来我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一大帮孩子追着我，看热闹。而且你不拍他，他还得在你前面的镜头往前蹦，往你镜头里面钻，我觉得孩子们还是挺可爱的。 有他们就不寂寞，但是怎么能往深了拍就得靠你的思考。所以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发现确实有很多孩子不上学。我就体会到，在城里面不可能孩子不上学。只要这个孩子到了7岁，到6岁半，他就一定要上学去。 没听说过谁家的孩子不上学去，除非极个别的小儿麻痹，残疾、聋哑。即便是聋哑人家也上学，这是北京，可是外地就不一样了，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在学校门口玩耍，等到你一去拍照片人家就跑了，有的背着孩子跟门口玩。 经常会看到里面的孩子跟那跳绳、玩儿，外面背着一个弟弟就在门口趴着看，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一截住他们就问，小朋友，你还没问题呢，他回头就跑，背着孩子就跑。跑到好远好远不敢回头，就这样，吓着了。 "我就在那看着那个大标语，思来想去，不行，我必须马上回去，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我说这些孩子肯定有他们的故事，再有就是1990年的那个冬天。我跟徐勇等某人一块从北京出发，到了河北，从河北到的山西，又从山西到的内蒙，就这一路我们五个人坐着车，自己开车去的。自己找自己的路，自己的创作。 有的人就拍农家的小院，农家的小井，什么磨啊，辣椒、碾子这些。有人拍农民，影调挺棒，披着大羊袄，系这手巾，那种就跟雕塑性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就没有形成风格，而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看了这么多人的东西了。 我就觉得我在找，找什么，这个时候我又一次发现了什么呢？一个孩子他在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回家吃了点饭，又拿着一个小煤油瓶，背着一个破书本在走。我就追着他，说你干什么去？他说上学，我说晚上6点了，你还上什么学？ 晚上也上学，我就知道了他们上夜课，等到我赶到那之后，他们那些孩子们就开始点上了煤油灯，就跟这上课了。我说农村这些孩子多刻苦啊，城里这些孩子老说书包沉，不好好上学。我说这要是反过来，农村的孩子要像城里孩子他们渴望读书。 而城里这些孩子简直太应该像他们学习了，就是脑子里面这么想。回过头来，在回来的路上，走着走着就看着农民那个墙上写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标语又让我停下了，我就觉得这又是一个点，一个新闻点。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2-15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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