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犯罪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之一。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事发之后的一切时间里、对于这之外的第三者，都构成了一种神秘。追求和还原真相，似乎素来是人类近乎本能的需求和热情。摄影在其诞生（以达盖尔作为标志）短短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早就成为了辅助刑侦人员记录案发现场和嫌犯的第三只眼。然而，犯罪现场中的某些线索，就其自身性质而言，难以被采集和检测。人们何以采集爱、愤怒、憎恨和恐惧？现代犯罪学和刑侦学，业已从采集指纹、脚印、DNA等生物证据的技术，扩展到了结合罪犯行为和心理侧写。当然，此是后话。 回首摄影这一媒介涉足犯罪的百年历史，在刑侦和摄影技术都相对原始的阶段，摄影对于犯罪所指向的人类心灵的幽深之处说了些什么？它到底给刑侦人员和我们这些带有窥视欲的大众又带来了什么？在想象和现实之间，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照片是为我们打开了这道幽暗之门，还是设下重重帘幕？这无声的捕捉之于犯罪的叙事，是一种揭示还是掩藏，还是一种发酵和延宕，勾勒出一个与现实空间平行的更辽阔的真实地带…… 摄影与犯罪的百年交织（The Long Collusion of Photography and Crime） 文/亚历山德拉·施瓦茨(Alexandra Schwartz) 编译/王洁辰 乍一看，这就是一张典型的十九世纪末的锡版全家福。先人之面容阴沉、僵硬，裱以天鹅绒底的镀金相框，以供后世缅怀。其中四人被排成一行，中间的两个坐着。四人都凝视着相机，鬓发乌黑而面色苍白。第五人站于四人身后的正中央位置，戴着油亮的小胡子，如父亲般展开双臂，双手落在前排靠边站着的两人的肩上。不过，细细端详你便会发现，这并非什么父慈子孝的温馨全家福。所谓的“父亲”身别警徽，头戴警帽，其双臂“护翼”下的，正是他的四个犯人。四人被小心地拷在一起，并作为战利品拍摄下来。他们被捕获了两次——先是法网，而后是镜头。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于今年3月至7月策划了题为《犯罪故事：摄影与罪行》(Crime Stories: Photography and Foul Play)的展览。展览考察了摄影是如何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人们对犯罪的叙事，对于罪犯及罪行的揣测和推断——这一人类最为热衷的行为。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主题，即便用上十个展厅，恐都不足以尽其全貌。展方此次仅布置了两个展厅。或许是受此约束，最终呈现出来的展览效果略显混杂。大部分展品拍摄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截至70年代)的美国。照片的黑白格式，似乎在强调它们业已久远的年代。然而，展览所提出的美学和伦理问题——美国文化中对于犯罪光环的偏爱，观众一味地痴迷于暴力，却缺乏一以贯之的批判性审视——恰是对风靡当下的真实犯罪类(true crime)文学/影视作品的一种回应。“真实犯罪”这一荒诞表达所指涉的，正是将惨痛不堪的个体遭遇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的叙事手法。 比如，在一张1940年的照片里，一对年轻男女仰面躺在地毯上，还穿着鞋子。究竟发生了什么?画面中女人的一头金发逸出了镜头。她仿佛是黑色电影(film noir)剧照中一个希区柯克式的女主人公。而事实上，这张照片是俄亥俄州富兰克林镇的一名法医爱德华·E·史密斯出于职业要求而“拍摄”(shoot，英语中犯罪和摄影公用的词汇之一)下来的。死亡赤裸裸的真实性，却因构图在此处增添了一丝令人不安的虚构色彩。 而另一些照片本身就传递出真实的骇人意味。《犯罪故事》展出了美国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一些图像：杰克·鲁比(Jack Ruby)射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1];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睁大双眼，躺在大使酒店的地板上 [2];帕提·赫斯特(Patty Hearst)加入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参与银行抢劫的粗颗粒感监控录像画面[3];鲁丝·斯奈德(Ruth Snyder)[4]被绑在星星监狱的电椅上，一块布像止血带一样紧紧缠在她脸上，仿佛她自己也是受害者。这张照片成为了1928年某期《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封面照。照片中的她确实是当下意义的受害者。照片拍摄之时，电流正进入她的身体。这张使用隐藏相机摄取的照片，是对监狱禁止拍摄的藐视，也是媒体冲破律法遮蔽的有力印证。这张照片让像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这样的艺术家着迷。埃文斯把它收藏在自己的简报收集簿里，沃霍尔由此制作了关于电椅的丝网印刷作品，而后者自身也成为了美国文化的大众流行图像。 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照片之一，是理查德·艾文顿(Richard Avedon)所拍摄的迪克·希柯克(Dick Hickock)肖像。希柯克和派利·史密斯(Perry Smith)，这两个在假释期的犯人，抢劫了堪萨斯州霍尔库姆一个农民赫伯特·克拉特的家。楚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Blood)，这部真实犯罪小说里程碑式作品，使得这两个犯人名垂千古。当他们找了很久保险箱而不得时，他们杀了克拉特夫妇和两个孩子。卡波特写道，调查员的妻子看着希柯克的入案面部照片，想起了“她曾看到过一只被捕猎器夹住的山猫，尽管她想放了它，但它目光里闪烁的痛苦和仇恨使她不再可怜它而是感到害怕。”希柯克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柔焦(soft-focus)般的名人待遇。该说他臭名昭著，还是名扬四海了? ——两者间的界限向来是模糊的。根据卡波特的描述，希柯克一直对自己拉长的不对称的脸型有着清晰的自我意识。像毕加索画中的人物面部一样，他的鼻子侧向一边。他的右眼直视艾文顿的镜头，左眼略小，目光似乎朝向自身。最终呈现出来的肖像具有双重意味，既是一种伪装的人格面具(persona)，又是一个略显笨拙和脆弱的自我。这两者都被卡波特所描写的受害者形象的鬼魅所缠绕。葬礼上的克拉特一家，“每个人的脑袋都完全被棉花包裹住，像个饱满的茧蛹，约摸一个普通充盈气球的两倍大;而这些棉花表面被喷洒了某种亮闪闪的物质，闪烁着像圣诞树上的雪一般的光泽。” 尽管展览中的照片透露出美国人放肆鲁莽的特性，然而这些照片以及犯罪摄影这个门类始终带有19世纪法国警察阿方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不可磨灭的烙印。自从摄影兴起之时，执法部门就与这个媒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首张通缉海报出现在林肯被暗杀后的几天之内，这张出名的画像里放荡不羁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身上带有一丝浪漫主义气息。然而贝蒂荣才是真正将摄影运用于案件取证的先驱。他在1880年代开始了这项工作。他所创建的工作体系里，包括使用广角镜和三脚架来拍摄记录犯罪现场。比如，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巴黎，一个布尔乔亚式的餐厅里，他使用这种方法完美细致地记录下了一具躺在地板上的矮胖老妇人的尸体。老妇人的衣服和深色木质地板的纹理十分接近。她双眼紧闭，双手放在腹部，仿佛置身自己的棺木之中。贝蒂荣直接采用了正上方的拍摄视角，这种中立的、上帝般的视角，似乎只是加深了她遭受暴力死亡的神秘性。 这种观看尸体的方式在展览中几乎随处可见。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要数维吉(Weegee)的《人头与蛋糕盒谋杀案》。展览中有六张照片出自维吉之手，这个美国恐怖故事的超级窥视者。我们从俯看的视角观察到一群男人，宽边帽檐遮住了他们的脸。他们都紧盯着滚落在路灯灯柱旁的一个头发浓密的脑袋和一个硬板纸盒。有个摄影师在维吉之前就赶到了现场，为了拍摄，他把自己的脑袋伸进了相机的遮光罩里。 贝蒂荣在取证技术上另一项重要的遗产是他所发明的嫌犯入案面部照。十九世纪中叶，犯罪摄影致力于如何辨别犯罪者的不同类型。展览中最早的一些图像来自一个叫“恶棍/无赖”(Rogues)的专辑。这些照片拍摄于1860年代的美国，出自一个名叫萨缪尔·G·萨博(Samuel G. Szabó)的摄影师之手。他致力于研究肖像中的面相学(physiognomy)，试图分辨出一张伪造者的脸，抑或是一张小偷、强盗或是扒手的脸。不管萨博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怎样的辨别要点，这些肖像里的罪犯看起来都疯狂至极。而贝蒂荣则是结合了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他自己的类型学假说：他对罪犯进行“人体测量”(anthropometric)，比如中指的长度;对罪犯的外在生理特征做详尽的文字描述，包括细微到皱纹和眼睑的每一部分;两张面部标准照，一张正面，一张侧面。 但是，这还远不足以称作一个科学的体系。策展人并没有提及的是，贝蒂荣还在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5]的审判中使用他的理论(错误地)指证了犯人的罪行。但贝蒂荣的嫌犯面部照的确有一股奇特而又难以名状的心理力量。当你看着这张网罗了六十张肖像的图片时，仿佛是在玩“猜猜谁是罪犯”的游戏。这个面带微笑的蓄胡男子看着像是个和善的乡村医生，他犯了什么事儿?这个强悍的妇人长着粗粝卷发和拳击手般的下巴，她脖子上系着的巨型领结是为了遮掩什么伤疤吗?一个圆脸的年轻女性，略带倦意地看着观众，流露出一种不带丝毫骄傲的冷漠感。 在芝加哥警察局的两张入案照片里也能找到一种类似的姿态——面对权威的桀骜不训。这两张照片来自警局1936年到1946年之间的档案照片。在第一张里，四个黑人穿着西装，站成一条直线，似乎是站在舞台帷幕的前面。在第二张里，他们摆出了同样的姿势，穿上了长外套、戴上了帽子，仿佛是在给某个戏剧的不同场景试镜一样。其中一个男子在这一瞬间的场景里流露出一丝殷勤的笑意。而其它几个人平静地回应着镜头的凝视，似乎是在提醒那个按下快门的人，他们也同样拥有观看的权利。 译注： [1]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刺杀J·F·肯尼迪的疑凶，案发两日后在警察的严密戒备中当众被杰克·鲁比开枪击毙。而鲁比最后也因癌症在四年后死于狱中，连番事件使肯尼迪遇刺案变得更曲折离奇。 [2]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前一天在洛杉矶发表完加州初选胜利的演说，就在洛杉矶大使酒店遭到枪击。此次案件发生在JFK刺杀事件之后的第五年。 [3]帕提·赫斯特(Patty Hearst)，美国传媒大亨威廉·赫斯特的孙女，1974年2月4日19岁的帕提在加州柏克利被美国极左派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绑架。当年4月仍被挟持的她宣布主动加入共生解放军，并在15日参与了SLA在旧金山的一项银行抢案，被联邦调查局发布通缉令，是FBI史上最离奇的案件之一。 [4]鲁丝·斯奈德(Ruth Snyder)的案件在当时引起轰动反响。她是1899年以来星星监狱第一位执行电刑的女刑犯。她的案件也成为了许多小说、戏剧、电影的灵感来源。最著名的例子可能要数詹姆斯·M·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和《邮差总按两次门铃》，后来又经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和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之手改编成电影剧本。 [5]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于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叛国。案件本身掺杂、也引发了当时以及后来法国社会的强烈冲突和争议。德雷福斯冤案可以说是近代司法史上误用司法公正的一个十分复杂的经典案例。贝蒂荣在案件审判中扮演的角色是，尽管他在辨认手迹方面没有经验，贝蒂荣鉴定认为涉案文件的手迹出于德雷福斯，并且是他自己伪装成别人模仿伪造他的手迹，被作为判德雷福斯有罪的主要证据。 (原文标题“The Long Collusion of Photography and Crime”，来源于New Yorker网站PhotoBooth栏目。)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2-7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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