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摄影的人

海天如一

作者：孙慨


美联社摄影师瑞奇-马修斯潜入路易斯安那州附近海域拍摄的西哥湾大漏油污染

        当2010南非世界杯上安置在球网后面的遥控照相机拍摄下守门员鱼跃救球的精彩画面得以广为传播时，人们感到因袭既久的大光圈特写等体育摄影的惯用镜头，终于出现了些许可喜的变化。当美联社摄影师瑞奇-马修斯潜入路易斯安那州附近海域60英尺深处，拍下墨西哥湾大漏油造成的深海污染时，人们才知道：海水遭受石油污染后，其危害远比通常以沾满油污且频死的海鸟的特写照片，更加触目惊心。观看这些照片，就摄影而言，业界除了再一次重温“拍摄难度和新奇的角度也是影像价值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一“真理”之外，也意识到：摄影对事物一以贯之的审视、表现和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细微却很重要的变化。


美联社摄影师瑞奇-马修拍摄的西哥湾大漏油污染

        在摄影的发展史上，科学的进步、技术的革新以及战争、灾难的爆发，曾经在客观上一次次地推动了摄影技术和观念的改变；但是几乎所有的改变，从萌生到结果，都以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大胆实践抑或首创之举，得以最终实现。
        在英国经销照相器材的法国人弗朗索瓦－克劳德发明的催化剂，结合了谢瓦利耶最新研制的光学镜头，使达盖尔法长达20多分钟的曝光时间缩短到20秒；摄影师雷格瑞和雕塑家F-S-阿切尔承前启后的努力使干板过渡到火棉胶湿版法，摄影术因此发生重大转折；古德温发明的赛璐珞让美国年轻的银行职员伊斯曼实现了卷装纸质感光胶卷的生产；物理学研究员贝克雷尔和法国人迪奥隆两个人前后承继、研制了“三色法彩色摄影”，使黑白照片的统治地位由此减弱；1925年135莱卡小型相机在德国莱茨公司问世、20世纪末数码相机开始普及，技术的每一次突进都无异于摄影的革命，但这些摄影技术的革新者大多被淹没在奇异的图像深处，伊斯曼的名字只是随着柯达胶卷的广泛使用而被人重复。摄影的真正改变者，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认同于摄影风格的开创、流派的形成、意识与观念的建立这些终端领域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也即：改变摄影的人，不是孤独严谨的技术发明者，而是借助技术表达艺术思想、精神旨趣和社会观念，从而影响大众的摄影师。

海天如一

       纳达尔乘坐热气球记录了空中的巴黎，他成为第一个让人类获得俯瞰自己的图像的摄影师，其“航拍第一人”的称号过于突出，以至于人们可以忽略其非凡的人像摄影成就；麦布里奇历时8年拍摄奔跑中的马的连续画面，他在开启运动摄影的先河之时，也催生了电影的诞生。改变摄影的人，有的是在手段与技法上的首创者，有的是新题材或新领域的开拓者，也有摄影观念的树立者、价值标准的确定者。同样出于对画意摄影的不满而寻求新路径的想法，斯蒂格利兹以创立“摄影分裂派”的方式使摄影变得更加纯粹，而爱德华-韦斯顿等人建立的F64团体，却使摄影理念在本质上获得突破。个人与其依赖的团体总是以主次难分、彼此作用的关系共同推进了摄影的进展；摄影史上那些令人心仪的摄影报刊、机构和团体，不仅培养、造就了一批批卓越的摄影大家，而且也使摄影的地位与价值得到了一步步的提升。爱德华-斯泰肯之于摄影的贡献，不仅在他那些经典的摄影作品，也不只是“直接”摄影和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还在于他于15年纽约现代艺术馆馆长任期内对于像斯蒂格利兹这样的一大批杰出摄影师的挖掘培养、对多种重大而意义深远的摄影活动的策划组织，尤其是1956年空前绝后的《人类大家庭》影展的成功举办，使他跻身于20世纪对于摄影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之列。
        历史选择合适的人物与之同舟共进，切合时运者也以其出众之举融入历史、创造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雅各布-里斯、刘易斯-海因、沃克-伊文思、多萝西亚-兰格等人的出现，社会纪实摄影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依然势不可挡，虽然它所依赖的或许是另一批名姓不同的璀璨群星；我们也可以设想：《生活》杂志并未创办、玛格南的名字只停留在小酒馆的闲聊中，但卡蒂尔-布列松、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们仍然会有另一个名称、相同的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成就。在时代与个人之间、在客观机遇和主观欲求之间，历史总是青睐那些天赋与秉性、勇气和智慧都别具一格的人物；然而环境与土壤，仍是关键性的因素。假如没有罗伊－斯特赖克，或许就不会有大萧条时期的FSA摄影小组，虽然多罗西亚-兰格、伊文思们仍然会像FSA摄影小组之外的玛格丽特－伯克－怀特那样用摄影关注他们所在的时代、体现各自的价值。一战以后直至二战期间，数量不菲的摄影精英逃离欧洲、或者从世界不同的角落奔赴美国，他们群贤毕至般共同撰写了摄影史上数十年的“美国世纪”，此一现象并非偶然；因为在其它艺术和文学、思想等领域，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因此，改变摄影的人，其实并不限于摄影创作中的领袖人物、风格与流派的开拓者，还有那些摄影史上的名不见经传者——如同被摄影史的撰述者习惯性忽略的技术革新者那样——那些类似于罗伊－斯特赖克乃至其角色之上更具非凡影响力的人物，他们通常都以“隐身者”的身份存在；他们又像是135莱卡相机的发明者一样，是一个模糊的群体，然而其中一定有一个关键的领衔者。极而言之，也就是摄影、艺术或曰思想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制度与政策、时代气候、社会文化土壤；只不过，这样的一种影响力，不一定都是有利或有益的，也有可能是有弊或者有害的。

        这样的状况，这样的规则，于今亦然。
        省察遥远的历史、检索文化异质的西方，难免有些隔膜；着眼于目下的中国，倘问：摄影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谁、哪些人、他们怎样的言行举止，组成了改变中国摄影的力量？这些问题铺展开来，恐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纳，然问题的提出，至少可以开启追寻之门。

海天如一

        摄影与其它艺术一样，置身于时代中心的人们和蛰伏于洪流之外的默默耕耘者，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各自部分地改变着摄影，摄影也因他们各自力量的合股并流而发生改变；历史由此融合而成。毋庸置疑，前者的影响总是甚于后者。
        
        初出茅庐、暂无所成、无职无权、默默无名者，他们只是从事着和摄影有关的工作或职业，自然无所影响也无力改变他人他物；反之，大凡在摄影上有所成就，资历、名望、话语权也不匮乏的显性和隐性掌权者，均属摄影的主要改变者——至少可说是摄影改变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以一己成就而开风气之先，或以个体智慧融入组织或者机构、对惯性运作模式下的制度作点滴变更的方式，影响着一个个局部的摄影生态，又在一定的时限内以阶段递进的方式实现整体的改观；又有一些重大摄影活动的策划组织者、摄影规则的制定者、摄影作品好坏优劣的标准确立者，以个人才学识见对僵化的公共体制进行趋利避害的缓慢改善，成为摄影的艺术价值与社会功能提升增值的决定性人物。

        今日改变摄影的人，举其要者，有三种：一是职业摄影师及其所属的各种专业组织；二是批评家与传媒，兼及少量专注于影像艺术和视觉文化研究的严肃理论家；三是一些摄影节、摄影大展大赛以及重大摄影活动的策划人和评委。与这些置身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和“庙堂”中人相比，这个时代执著于摄影而散居于各类“江湖”者——数量极为庞大的摄影大众——也是摄影得以改变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或潜于网络，或蛰伏于主流视线不及的乡野，或长于他技而令其摄影上的作为鲜为人知，更多的是隐没在人群中却挚爱摄影的寂寂无名者；除此之外，也包括那些不迷摄影但生活已然不能不受摄影影响的芸芸众生。可以说，前述三类改变摄影的“要者”，无一可以漠视大众的存在，无一可以不深察大众意愿而冒然发言行事者，因为他们才是一国、一时代摄影生态中最基础的养料。

        改变摄影之途，无外乎言、行；而所有的改变，不止面向着进步，也可能是设下陷阱、迂回或者倒退。所以，可以和有能力参与改变，与其说是一种荣光，倒不如说是一份不容轻松视之、轻率为之的责任。

海天如一

        没有人愿意在本质上阻拦摄影的进步或协助其后退，如同没有人敢于螳臂挡车般阻滞历史的车轮；然而身份、地位、体制的弊端等因素的制约，乃至时弊中以利为义的生存哲学所导致的某些选择和决断，又可能在客观上使自己走入反向。在那样的现实面前，否认自身在改变中的作用，不是谦虚，倒有可能成为逃避职责的借口。默然耕耘而与世无争如尤金-阿切特者，其影响惟在后世，负面之伤，不足堪忧；谨慎者，当是当世的赫赫显要之士。名声卓著者，言不可不慎，行不可不庄重，以免误人子弟、贻害摄影正常的进路亦自毁颜面；位高权重者，所有关涉大众嗜好和摄影趋向的制度发布、标准认定，理当忆及先贤智者、名家大师的前言往行，将时代现实置于未来历史的境遇中审视观照；而不是以同僚式的眼光作轻率的评判，以世俗的旨趣确立好恶，以个人的名利之心赢得大众的热捧、后生的盲从，最终截取一场虚妄的热闹和过眼烟云般的自我嘉许。
        历史虽说并非一人所造，然，历史中人，尤其是那些处于时代中心的重要史实的制造者、参与者，贡献或许可能被埋没，职责却无一可逃脱而不被追究。反之，假若众人皆具承继往昔、肩负当世、启蒙后生来者的职责与使命，自觉担当起时代中介的合格角色，那倒不失为预防一个时代的摄影发生整体倾泻的良医谏臣，也无愧为促使一国一时代的摄影在风格与水准、功能与价值等诸多方面实现重大精进的名臣良将。

孤帆远影

{:7_296:}{:7_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