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荣映里：携手走出内心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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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映里：携手走出内心的迷宫

发布时间：2011-02-22 来源：色影无忌 作者：王江 责任编辑：王江

　　 说起卢志荣和铃木映里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但是荣荣映里这个名字在摄影圈却很响亮，这对儿中日组合的摄影伉俪，结合在一起迸发出无限的艺术能量。从一起创作到创办三影堂再到举办摄影奖和草场地摄影季等活动，每一个活动都带来一场不小的“地震”。日前，2011年新人奖初选已经揭晓，第二届草场地摄影季也即将到来，在这里我们听听这对儿“侠侣”如何讲述他们的相识、艺术观以及运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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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映里接受色影无忌的专访   摄影/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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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村”的那一段很快乐也很短暂

       延伸阅读：   复眼：荣荣映里作品展

　　                        四人谈：关于荣荣和映里的那些事

                           

　　色影无忌：我曾经看过艾未未对你们有一个特别无厘头的访谈，你们很熟了吧，荣荣你跟艾未未认识快二十年了吧?

　　荣荣：93年到现在十七八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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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荣荣：当时在“东村”，他去看我们，他刚刚从纽约回来，很快就跟我们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打成一片，每个星期都会见上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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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你们在“东村”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挺快乐的一段吧?

　　荣荣：很快乐，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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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现在那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还能找到吗?

　　荣荣：不太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很纯粹、很单纯，现在的环境商业味道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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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那时聚在“东村”的人才是真正的喜欢艺术，完全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回报之类的。

　　荣荣：那个时候就是年轻，有激情。比如张洹是从河南美术学院毕业的，又来北京进修;马六明是湖北美院的，分配到装潢公司里头;左小祖咒搞摇滚，也有激情来搞艺术;我是没考上美术类大学，但是有一点艺术的梦，就想追求摄影，到了“东村”就碰上了这帮人，这帮“盲流”，哈哈。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动机，就是有一个对世界、对艺术的理想。其实在那个时候人的情绪是很低落的，因为89年之后大家都在谈做生意谈下海，那时期精神上的心灵上的东西是很少有人谈到的。那时社会上对没有职业的人是瞧不起的，“盲流”指的就是我们那一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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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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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村”是我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色影无忌：你觉得在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当代艺术、当代摄影的环境跟今天有什么样的区别?

　　荣荣：我觉得那个时候可以说还没有当代摄影，真的没有。那时候最火的就是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比如说《希望工程》之类的作品，但是我认为那时当代摄影是真的还没有出现。在那个时期有李媚他们编的《现代摄影》，是当代摄影的苗头但是很快就夭折了，那一拨人里边很多就做别的了，当然也还有韩磊、高波等人在坚守，但是改行的还是占多数。那个时候当代摄影真的是没有任何位置，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展示了。大家也不认为摄影可以用来表达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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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后来你的《新摄影》又把这个事给接上了?

　　荣荣：从《新摄影》那时开始有了一些当代摄影的出现，也可能叫做“实验摄影”。我在“东村”拍的一些行为艺术家的照片开始展出了，当然不是在国内展出的，最早是在东京，95、96年在柏林，开始以“艺术”的名义展出。本来我拍这些行为艺术家是记录他们，记录里边有纪实的成分，更重要是我的主观意识。于是这些拍摄行为艺术家的照片渐渐开始变成我的独立作品，被纳入了艺术摄影里边，引起了一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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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你就已经有很自觉的摄影观了，觉得摄影可以表达一些观念。

　　荣荣：是的，我来北京之前就决定以摄影作为我的一个表达方式，我打了三年的工买了相机，到北京就是想来拍照片，当然我也有过迷路，去“东村”之前跑了很多地方比如去拍长城去拍西双版纳，后来回到“东村”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和那些人真正有了一个碰撞，这些行为艺术家跟我的表达方式产生了碰撞，如果没有在“东村”的那段生活经历我可能还在拍别的东西，虽然也许最终会找到自己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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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东村”期间等于是你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荣荣：就是一个转折，因为那个时间刚好跟我的生存状态是完全发生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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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是一种“直觉”在指导着我们，就是要创办三影堂这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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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影无忌：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回看你的历程，你的每一个点似乎都特别清楚，像去中央工艺美院学摄影，又到“东村”拍艺术家，后来跟刘铮又办《新摄影》，再往后就结识了映里并一起创作，然后是成立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又办新人奖，就是一个、一个的点，好像你一步步地走得特别扎实，而且很多点在中国摄影圈里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或是说动力来这么做呢?

　　荣荣：当年我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发现相机的时候就决定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个摄影家，在那时就坚定了我的信念，于是不顾家人反对一定要到北京来。我早期更想做一名画家，可惜不成功，但是培养了对艺术的热情。后来做《新摄影》也是个很奇怪的机缘，和刘铮一起做了四期，现在回头看似乎挺重要，但是在当时真没觉得有什么，就是为了好玩。那时的主流摄影是纪实和报道，我们的那种作品主流摄影杂志是不可能发表的。于是我们几个朋友之间就自己印出来传着玩，当然也有传播的目的，环境没有认可我们，就只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传播。慢慢的开始有人觉得有意思，觉得这种不一样的摄影方式有价值，这样在过程中就给予我们鼓励，我们就坚持做下来了。就像成立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也是，我和映里认识以后，因为摄影的“缘分”走到一起，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梦，就是想做一个摄影的图书馆，也没有想做成现在的规模，这都是慢慢扩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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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里：因为一开始我们想中国没有一个理想的摄影图书馆，但是又特别需要这样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了，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摄影家，我们在北京可以接触这个圈子，于是就考虑我们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