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馆与权贵关系之解

信心十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本抑末的政策，历来经商者排位于“士农工商”之末。晚清和民国时期，照相业一般归入手工业或商业，并且，摄影又被认为是“技术之末”。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恤商、厚商”的思潮。照相业因为是具有相当技术含量的行当，对很多人来说，还带些神秘的色彩，如果照相馆经营规模很大，或者盖起小楼，普通民众对照相从业人员会高看一眼，甚至照相馆老板和师傅会“成为世面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不过，相比早期照相业中非富即贵的顾客来说，照相馆馆主或照相馆工作人员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果照相馆能够有机会为社会上的权势人物拍照，对很多照相馆来说，“实为感激无极矣”。

　　在没有专门官方摄影机构的年代，当朝权臣、显贵利用照相馆拍摄的肖像进行自我宣传，或政治公关，照相馆则会不失时机地把权贵的肖像，作为本馆技术、实力，甚至社会地位的公关展示。照相馆和权贵之间，互相依靠，互相影响，从而上演了一场利用和反利用的交互大戏。中国第一个拍摄照片的权臣应当是大清朝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4 年，耆英在澳门与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法国使团中的贸易代表于勒•埃及尔为耆英拍摄了银版肖像，耆英根据西方礼仪，把自己的“小照”分赠给外国官员，这也应当是中国权贵的肖像首次在中西交往中的外交应用。

李鸿章肖像
梁时泰， 蛋白纸基， 手工着色，22×28 厘米，1879 年5 月17 日。作者收藏。

　　晚清著名学者王韬，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3月13日《蘅华馆日记》中，描述了罗元佑在上海开设照相馆一事，那时的照相馆，已经知道利用权贵的肖像为自己装点门面：“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这里所说的桂、花二星使，系指清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的清朝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二人。可见，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不但照相馆开始为清廷大臣拍摄肖像，并且权贵的照片已被照相馆作为商品广告陈列了。并且，很多照相馆也把销售权贵的照片作为自己照相馆扩大影响力，甚至营业收入的一种重要方式。作者收藏了一张上海苏三兴照相馆印制的李鸿章的肖像，这张肖像，本是1870—1872年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拍摄，最后不知何因，变成了苏三兴堂而皇之的商品，可见照相馆对权贵影像追逐的迫切。

　　说起照相馆和晚清权贵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时泰照相馆。1870年前后，广东人梁时泰首先在香港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泰照相馆。可能因为香港照相业的激烈竞争，1876年，梁时泰北上，来到上海谋求更好的发展。在1876年5月29日《申报》刊登的广告中，除了提到自己“向设香港已历多年，得西人秘授，尽斯业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绢片，而情景逼真，诚丹青描摹之捷法也”之外，梁时泰还特别提到“倘蒙官商赐顾，价目格外公道”，梁时泰看中的“官商”界之中的“官”，确实不同于一般照相馆专门强调的商界、学界、工界，以及命妇、封君、名媛、淑女等顾客群，正是因为与官界大佬的良好关系，时泰照相馆在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栀子蓝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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