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也解海龙，败也解海龙 邢千里 ![]() 解海龙的《大眼睛》在摄影界的影响不亚于![]() 罗中立的《父亲》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中国本土纪实摄影的经典作品，《大眼睛》至今依然难以超越。没有刻意的苦难、破败和辛酸的符号暗示，小女孩似乎穿透时空的明澈眼神让人动容。然而，同《父亲》（初定名《我的父亲》）一样，《大眼睛》所关注与塑造的，依然是一个“类属”化了人，而不是一个独立意义上的个体。解海龙2008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有一次在河北某地的墙上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后深有触动，决定“拍摄农村孩子的失学问题，拍那些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活、学习，让世人了解他们的情况，向他们伸出援手”。“所以说发现并拍下‘大眼睛’姑娘苏明娟，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必然。”
很显然，解海龙所关注的，是“失学的农村孩子”这一群体，他在拍摄之前就已经设定了这样一个“符号对象”，至于这个符号是“苏明娟”还是“赵明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作为一名“农村失学儿童”的身份标签，以及“城里人”在她身上期待看到的纯真表情和对于知识的渴望眼神。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苏明娟”本人，不过是一个名叫“苏明娟”的普通“农村失学儿童”而已。 我曾专文讨论光在西方艺术和摄影中的宗教性意义。中国没有这样的信仰逻辑和文化土壤，因此不能完全理解光在西方艺术中超越物质性的巨大作用。相反，由于对于“道”的深刻体悟，中国人不屑于具体的、科学的现象思考，所谓“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不但不重视光的变化和具体应用，反而刻意回避和削弱光在艺术中的作用。因此，中国的艺术相对轻视色彩、体积和空间感，所有这些都要靠主观的想象去丰富和完成。不论是道家强调的“天人合一”、“无为”，还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本质上都是对于作为个体的现实中人对于自然或社会规范的顺应。 中国儒学固然有丰富的人文精神, 但它表达的是一个尚未分化的群体的、类属的人的观念, 与西方人文主义立足于个体, 从个体的人出发完全不同……孟子、荀子在人性善恶的观点上虽然针锋相对, 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教”看成是“成人”的关键。从而在中国文化中也形成了一群专门教人的“人” 。这个由圣人之教为核心的“成人”过程正好说明, 中国文化中的“人”是一个类属与群体的“人” , 虽然它也离不开个体的人, 但是所有的个体对这个类属与群体的“人”都没有本质上的意义, 相反, 倒是类属与群体的“人”赋予个体以本质的意义。 这样的文化背景直接导致了传统艺术中对人物的概念性刻画。不论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还是才子佳人、孝子贤孙，我们看到的是对于人物内在精神个性的忽略，而是通过程式化的服装、道具、动作、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特定的环境标签来交代人物、展开情节，强调的是“一类人”的喜怒哀乐与行为规范，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早期人物画中常常需要有“榜题”的原因。 解海龙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同行们的神经，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图式符号和“努力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以一种新的当代身份继续发展，这种人道主义色彩浓厚的纪实摄影在中国当代摄影生态中俨然已经成为主流。在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环境问题和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今天，许多中国摄影人试图用影像的方式扮演一种社会良心或者道德担当的角色。 拍摄对象个体精神与生存状态最终沦落为某一个特定人群的雷同注脚。例如拍摄留守儿童，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把渴望、无助的眼神，褴褛的衣服，龟裂的小手，破败的院落和学校，以及爷爷奶奶佝偻的身影作为有力的辅助元素。拍摄农民工则一定是挥汗于工地，讨要工资的无奈，简陋的工棚，与远方家人通话时幸福而朴实的表情，以及全家大包小包地消失于春运的人潮之中，等等。这样的作品在极具煽情色彩的表象之下，其实是作者空洞而矫情的自欺欺人。 既然是为了唤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人性”思考，那这些被摄对象的“类属”特征必须加以凸显，对人物“个性”的审视与表现则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正如之前的留守儿童、 农民工等题材一样，人物作为“某一类人”的社会普遍认同的特征被特别抓取和强化。如果这类摄影的目的仅仅是记录社会现实的某些层面，充当广义的“历史文献”的作用，那么采取这样的模式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多数这样的作品总是试图要扮演某种社会良知和道德捍卫者的角色，而这种“社会良知”或“道德捍卫”因为漠视了被拍摄对象“人性”的真正关怀与必要尊重而显得十分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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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6-2-14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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