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重要人物蓝志贵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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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重要人物蓝志贵访谈

发布时间：2009-06-03 来源：无忌特稿 作者：黄建鹏 责任编辑：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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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志贵与策展人黄建鹏2009年3月21日在中国美术馆“见证西藏民主改革——蓝志贵西藏1950—1970摄影作品展”海报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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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认识蓝志贵先生是1987年的事情，当时，他作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副编审，《西南旅游》杂志的美术和摄影编辑，关于杂志的稿件我们有一次长谈。1988年，作为同事我与蓝志贵先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一起拍摄了《长江三峡》。我第一次看到蓝志贵先生的这批西藏照片是在1990年，内心里感到非常震撼。1991年，作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在图书馆里研究国外系列摄影大师的时候时常回想起这批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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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当我在成都系统地观看了这些照片和底片之后，认为这批图片完全可以同国外的摄影大师拍摄的作品进行比较，就产生了出版、发表它们的念头。2005年，这种出版、发表的念头更加强烈了，一定要让更多的读者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像，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时的中国摄影并不像很多学者认为的“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完全是以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工具为面貌出现的”，蓝志贵先生的作品仍然非常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独立的个人视角。2007年以来我多次往返于成都、南京、北京之间，与南京师范大学摄影专业高才生汤溢在暗房里花了一个月时间精放了这批图片，将大量的时间用于研究和整理蓝志贵先生的照片及手稿的文字和相关资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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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正是蓝志贵先生的代表作《拉萨节日的欢乐》拍摄50周年之际，这批西藏照片绝大部分也拍摄于那个时期。发表这篇专辑，旨在纪念蓝志贵先生在中国当代摄影史中做出的贡献。
带着这个想法，我又一次飞到成都与老人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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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鹏（以下简称“黄”）：我知道您参军之前就开始接触摄影，到出版社退休前一直进行摄影创作，请您简要地回忆一下您这一生的创作主要分为哪几个时期?
        蓝志贵（以下简称“蓝”）：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51年进军西藏到1955年。
        这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比较一股，作一些摄影报道、专题报道以及完成上级组织交给的一些政治任务，但这一时期我拍摄了川藏公路建设和进军西藏初期的许多图片，这些资料现在看来有一定的价值。1954年12月到了拉萨以后，我就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与我们汉人的风俗习惯很不一样，他们的文化，风俗、服饰、宗教都比较完整，而且很奇特。我这个人喜欢猎奇，所以看到非常稀奇的东西当时就想把它拍摄下来，就这么一个认识，摄影是一个纪实的东西，图片可以记录历史，人、自然都会有变化，我把它记录下来，心想以后这些图片一定会有价值，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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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时期就是1956年从察隅到1966年“文革”，这是我最丰富、最有成效、最有成果的一个时期，我的主要代表作品也就是出在这个时期。民族民俗摄影、宗教文化摄影等题材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比较多，还有就是我为解放军画报社对军队建设、长期建藏、边防战士驻守边疆等进行专题摄影报道，以及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拍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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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至1993年。这一时期我转业到了四川，开头是到西南民族学院做一些行政工作，当时任西南民族学院工会副主席，我很不适应行政工作。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旅游天府》杂志成立了，邀请我到《旅游天府》工作，这是很适合我的兴趣和理想的工作。到了这个时期，我着重的是旅游摄影和风光摄影，也拍一些民俗纪实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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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您什么时期拍摄的照片数量最多?

        蓝：就是1956年到1960年，西藏的民风民俗。宗教活动拍摄得最多，而且最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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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您在什么时期的创作最旺盛?
        蓝：也就是这个时期，1956年到1960年。

        黄：您最满意的是哪个时期的作品?
        蓝：我最满意的就是1956年到1960年这个时期的作品。1956年我主动要求到察隅地区，除了完成察隅边防部队的报道，采访以外，我还拍摄了大量的风光照和民俗照。察隅这个地方的人，有很多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例如珞巴族、僜人，门巴族，还有藏族，最有幸的是我拍摄了很多珞巴人和僜人的生活习俗的图片。这部分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被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给于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我记录了民俗方面很珍贵的资料，他们也从我这儿收集了不少。《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也发表了这些图片。珞巴族是一个非常豪放、善良、友好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以种粮食、打猎、挖药材为生，他们有着一种游牧性质的生活方式。他们主要是长住在我们上察隅地区的十多处深山峡谷当中。珞巴人传说他们和汉人是兄弟，哥哥聪明就到内地去发展了，弟弟就在当地发展。后来我们解放军1951年进驻察隅以后，这些珞巴人就派人来看望他们回来的哥哥。这个时期我拍了许多珞巴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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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民族叫僜人，僜人还没有归入到我国56个民族当中，我们称它为僜巴人。这个民族的人呢，身体很瘦弱，很矮小，他们很喜欢抽烟，从小能吃饭就能抽烟了，他们大小男女嘴巴上都含着一个烟袋。当时他们还种鸦片，我们去了以后就展开宣传，叫他们不要抽鸦片和不要种鸦片。在这深山里面，这些僜人只有几千人，后来在我们解放军驻察隅部队帮助下，将他们从察隅山上接到察隅坝子里。察隅那个地方非常富饶，我们就把那些愤人安排在察隅。这个时期我也拍了很多恺人的风俗照片。另外察隅有一座山叫药材山，到药材山要经过四五天的行程，经日东草原到吉台村，然后才到中缅边界的药材山。那些边民(缅甸的边民和我们西藏的边民)、少数珞巴人每年的八九月份都要到药材山挖药材。在这我拍了很多风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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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地方叫吉台村，吉台村是一个狭谷，雨天一出太阳下毛毛雨或起云雾的时候就出现彩虹。跟其他彩虹不一样，那里的彩虹非常大，好像就在你的面前。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说，“彩虹是一条龙，它舔你的脸，你的脸就会花。”当时感觉彩虹就要舔到我的脸了。在这我拍了很多彩色照片。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摄影》上发表的代表作《雨过天晴》就是那个时期拍摄的，第一批彩色照片基本上也都是那时拍摄的，因为那时我们十八军摄影股可以从印度进口彩色胶卷，我个人也买过彩色胶卷。公家的彩色胶卷很多都过期了，他们都不要，于是我把它们收集，保存起来，也使用了一些。拉萨的气候千燥，彩色胶卷的保存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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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您是怎样认识摄影的记录功能?您为什么选择摄影作为创作的主要媒介?
        蓝：我喜欢美术，喜欢摄影，从小就接触摄影。后来感觉摄影可以记录历史，可以记录人文景观，人是会变化的，因为人要变化，所以我拍摄有关人的内容更多一些。我在照相馆的时候，一些老年人经常把他们年轻时的照片拿来叫我们加洗。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人从青年到老年各个时期把它拍摄记录就是摄影的功能，对于社会来讲也是如此，我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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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崇尚自然，崇尚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大地有灵气。这个灵气有时候表现在图像上，像一些图腾。摄影是一种现代的科学技术方式，很好地记录人物和事物。有了这个思想，我到了西藏以后，发现西藏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藏、彝、羌这些民族我都非常热爱非常喜欢，经常深入到他们的民风民俗当中去，所以我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之外，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在拍摄这些内容上去，同时在这方面我也出了一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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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在您的早期摄影经验中，主要的图像资源来自哪里？
        蓝：我的图像资源，一个来源于我当时在陪都重庆照相馆时，看到了很多名家及盟军军官拍摄的图片，他们很多照片都拿到我们照相馆来加洗，于是我有机会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图片，就很留心这些图片的拍摄技巧、另一个来源于美术作品，像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作品对我影响很深，这些形象的内涵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看到西藏这些民族男女老幼的形象，好像那些美术作品的形象就出现了，比如我拍的那个《传大召，古骑兵》(见左页图)的形象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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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美术作品选集》中也有这类形象，我一看到这些民族的形象，就和书中的形象结合起来，我想我一定要表达，我一定要用摄影把它表达出来。我拍《传大召》(《拉萨节日的欢乐》)，当时我就感觉非常神秘，其中有一个传召凯旋的场面，我观察了三年最后与我脑海中的形象进行结合才得以完成拍摄。